《山市》教案

　　《聊齋志異》的傳記體性質，決定它在結構上常常是以一個中心人物為主，故事隨著這個人物的活動逐步展開，并通過他串連一些次要人物；而在情節描寫上，則分別輕重，用多種多樣的筆法，加以組織和交代，從而收到了主次分明、脈絡貫通、敘次周密、結構謹嚴的效果。如《念秧》，受騙者有王生主仆，設騙局者有張、許、金、佟四人。先是張、許、金三人單出，各設一局，未能得手，而后四人合謀一局才得成功。故事人物多，情節復雜，但一路通過王生主仆串連起來，絲毫不亂。
　　《聊齋志異》還善于描寫景色，不只畫面鮮明，而且常常造成一種氣氛、境界，更好地烘托出人物的性格。如《嬰寧》寫嬰寧所居之處，“門前皆絲柳，墻內桃杏尤繁，間以修竹，野鳥格磔其中”。“門內白石砌路，夾道紅花，片片墮階上。曲折而西，又為一關，豆棚花架滿庭中”，“粉壁光明如鏡，窗外海棠枝朵，探入室中”。這就和嬰寧天真純潔的性格互相襯映，顯得異常調和。
　　《聊齋志異》語言精煉，詞匯豐富，句法更多變化。作者既創造性地運用古代文學語言，又適當吸收和提煉當代口語方言。在單行奇句中，間用駢詞儷語，典雅工麗而又生動活潑，極富于形象性和表現力。但用典過多，也影響了語言的鮮明和生動。
　　《聊齋志異》刻劃人物注意個性和細節的描述；安排情節注意故事的曲折有味，顯然是吸收了傳奇和史傳文學的特點而有了新的發展。文章的波瀾起伏，語言的搖曳多姿，又顯然接受了先秦兩漢散文和唐宋古文的影響。至于人物語言的精妙傳神，諧謔有趣，也分明可以看到《世說新語》的影響。正是由于作者廣泛地吸收了前人的藝術經驗，融匯貫通，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風格，才使它達到了文言小說的高峰。 
 
第四節：聊齋志異以后的文言短篇小說

《聊齋志異》問世后，曾風行一時，模擬的作品紛紛出現，乾隆年間有沈起鳳《諧鐸》、和邦額《夜譚隨錄》和浩歌子《螢窗異草》等。不過這些作品大都是模仿《聊齋志異》的形式，而丟掉它寄托“孤憤”的積極精神，“談虛無勝于言時事”(《夜譚隨錄自序》)，離開現實生活較遠，缺乏進步的思想內容，藝術水平也不高。《諧鐸》中有少數作品涉及社會現實，如《考牌逐腐鬼》、《讀書貽笑》等流露了對科舉的不滿，《森羅殿點鬼》、《棺中鬼手》等譏笑了官吏的貪婪，但作者過分追求詼諧，未免削弱了諷刺力量。
　　乾隆末年，袁枚撰《新齊諧》(原名《子不語》)。作者自述其創作動機說：“文史無以自娛，乃廣采游心駭耳之事，妄言妄聽，記而存之，非有所感也。”(《自序》)作品內容也確乎是些供無聊消遣的神鬼怪異之談，沒有什么思想價值。不過全書的文筆頗自然流暢。
　　從乾隆到嘉慶初年，影響最大的是《閱微草堂筆記》。作者紀昀(1724—1805)，字曉嵐，直隸獻縣(今河北獻縣)人。他三十一歲中進士，官至禮部尚書，曾主持纂修《四庫全書》，是干、嘉時期“位高望重”的學者。《閱微草堂筆記》是作者從乾隆五十四年到嘉慶三年陸續寫成的。
　　《閱微草堂筆記》在體制上有意和《聊齋志異》對立。他從六朝志怪小說樸素的記事觀念出發，否定《聊齋志異》用傳奇體而以志怪的創造性的貢獻。他說：“小說既述見聞，不比戲場關目，隨意裝點；……今燕昵之詞，蝶狎之態，細微曲折，摹繪如生，使出自言，似無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則何從聞見之?”(盛時彥《姑妄聽之》跋轉述紀昀語)這實際是反對《聊齋志異》在傳統的志怪小說中，用“描寫委曲”的筆墨，廣泛反映現實生活，而而求它回到古代筆記小說的水平上去。從這種保守的文學觀念出發，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努力模仿漢晉筆記小說，“尚質黜華”，記事簡要，而多所議論，大大降低了作品的文學意味。至于內容更不能與《聊齋志異》相比。《聊齋志異》是通過志怪反映現實生活，寄托作者孤憤；《閱微草堂筆記》記述見聞，卻是要“不乖于風教”，“有益于勸懲”。所謂“風教”，也就是維護封建統治的封建道德教條，所謂“勸懲”，也就是鞭策人們遵守“風教”。所以全書或者宣傳忠教節義等封建倫理道德，或者宣傳因果報應等迷信思想，充滿腐朽反動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