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 漢 字 的 適 應 性
論 漢 字 的 適 應 性
郫縣安靖中學 雍志
漢字是一套高度適應漢語言的具有極強社會適應性的優秀成熟的文字符號系統。漢字在小篆之后基本定形，至今兩千多年，歷無數時世而沒有太大變化，呈現出一種超穩狀態，而且還能聯古及今，適應現代，不斷地發揮其思維工具和文化載體的作用。這本身便證明了漢字極強的適應性。
漢字對漢語有超強的適應能力。
首先，形體固定的漢字，專字專用，具有很大靈活性和獨立性，與缺少形態變化的漢語是相適應的。漢語言是單音節語，它的結構單位本身沒有語法的變化。漢語的音節是直接和意義相聯系，是表意的語音單位，漢民族的語音感知單位是聲韻調而不是音素，聲韻調時能夠區別意義的。漢語的這種語言結構就決定了漢字的性質和特點。學過英語的人知道，英語這種語言在形態上極富變化。而漢語言在形態上卻沒有變化。漢語在構詞時以詞根復合為主，沒有英語那樣大量的只變詞性不變意義的前綴，后綴（漢語也有數量很少的“綴”）。漢語的基本感知單位是音節。而一般說來，一個漢字代表一個音節，一個音節用一個漢字表示（“兒語音”例外）。可見漢字的形體固定，專字專用，具有很大的獨立性和靈活性，與漢語的單音節、活動自由，易于組合的特點是一致的。
其次，漢語普通話中的基本音節410個左右，加上聲調，也不過1300個左右，即使在宋時《廣韻》中的章節也只有4000個左右，而清《康熙字典》收字47000個，在《新華字典》中也有7300個字。用如此少的章節去表現漢語言中眾多的詞語結果使漢語的同音字大量存在。即使機械的平均一下，一個音節也要分攤五個以上的同音字。這個問題不好好的解決，我們的交際將有很大的困難。同音字的大量存在使漢語言的語音形態傳送信息的功能和效率銳減。漢字音意并重并舉的特點有效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在漢字中，形聲字占80％以上，形聲字這種形式的字就是音意兼顧的。如果不使用音意兼顧的漢字根本無法在書面上把這些大量的同音詞區分開來。盡管有如此眾多的同音字的存在，但我們并不感到語言的書面交往的會么困難。
再次，漢族活動區域極其廣大，形成了眾多的方言，大的就有七大方言，還不算方言區內部的次方言的差異。因而不同的方言區的人的通話并非易事。而漢字表意兼表音，字體固定，漢字的這種表意固定表音靈活，使漢字成為不同方言區人們書面交際的有效工具。雖彼此說話聽不懂，但只須提筆寫下，方言阻隔盡掃。
最后，由于漢字形體固定特定的形體有特定的意義，或者說，由于漢字的表意性特點使漢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脫離固定的讀音而單獨表義，所以，古今漢語書面語具有很高的一致性。盡管，古今音變巨大。不管古人怎樣讀，但我現在仍然可以較簡易的學習和欣賞古人的語言物化的語言作品。二千多前的“關關睢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依然親切自然，毫無生疏感。比英美人讀六百年前喬叟的詩如何？可見漢字適應了古今音變的需要。
由此可見，漢字對漢語言的適應性是強的，也就是說漢字適應漢語的需要，并不過時。難怪德國當代著名語言家庫爾馬司說：“漢字系統是適合表達漢語的，如果這樣說太過分的話，至少可以說與適合表達的其他語言相比，漢字更適合于表達漢語，因為漢語是一種孤立語。”
漢字對社會的適應性也非常強。
漢字的社會的適應性又是怎樣的呢？或者說漢字的優勢是怎樣的呢？
首先，漢字的超方言性質有力地維護和促進民族國家的團結統一，功莫大焉！世上有今無古的文化很多，而有古有今的像中國這樣波瀾壯闊的文化傳統是獨一無二的。作為漢文化的文字基礎的漢字的長命與漢文化的綿綿傳統之間難道沒有某種有機聯系，或者說，漢字強大的生命力是悠久漢文化的責任之一。漢字與漢文化的關系，如同漢文化離不了漢語言一樣，是一種棒打不離的關系。數千年來以漢字為表征的文化置身于一個動蕩不安的世界中，社會的更替，無度的戰亂，民族的大融合等客觀外在的“利斧”理應斬斷卻始終沒有像古埃及那樣把漢文化的傳承斬斷。這個大型的體系沒有發生可以預期的文化斷裂，難道就沒有漢字這“古老”的“頑固”的文化表征的巨大功能勞？這有歷史為證。
其次，“古老”的漢字在今天仍很“年青”。“一般意義上的文字進化觀認定表意文字處于文字進化發展的初級階段，它們由于以詞素為發音單元，就必須不斷創造大量新的表音符號，以配合社會發展人類思維的日趨復雜。”那么漢字是怎樣適應社會的呢？漢字依靠形聲、指事、轉注、假借來實現。特別是首席造字法的“形音”，以它自身的意義兼備拼合自由，同化分化、豐富能產、集直觀與表音于一身而適應環境。就拿以前沒有，現代才有的化學元素名稱？與英語中的氚(tritium)相比，誰具有直觀性誰具表現力？漢字氚，一看可知它是氣體的范疇，而英語tritium如果沒有一點化學常識，即便念出亦不知其大義。在現代的科學文化的研究，我們并沒有因為我們是使用漢字的而成為一個拙劣愚昧的民族。原來計算機是為拼音文字而設計的，現今漢字也要“幸分一杯羹”。看來漢字是“老當益壯”，即使現在也不減當年。
再次，現代生理學、解剖學也對漢字產生了興趣，這小方塊，空間固定，以一信息點直入，眼球底部一次成像，即為右腦圖象直接攝掠，刪除了拼音文字非得語言介轉換成意義后再進行譯讀的過程，因而漢字具有最佳信息文換程序的文字。文字作用于右腦，也作用于左腦，因為漢字是形、音、意在左右腦同時起作用，較拼音文字只作用于左腦要具有優勢。漢字具有的形象思維的特點，對幼兒能極限式的誘發兒童的潛能。難怪法國兒童要學習漢字，其目的不在學一門語言而在于開發兒童的右腦。漢字的組合關涉到許多知識，如分析、綜合、邏輯、幾何、數算、建筑、美學、繪畫、統籌乃至思維方式，可謂全方位多層次，無怪古語云：“詩書畫不分家”。幼兒學漢字，的確力不從心，但學寫一個字要管多種方面，可謂“一石幾鳥”。中國人聰明，難道不跟漢字的多元價值有些“瓜葛”？因而漢字有利于兒童的智力發展。
以上盡在談漢字的好處，好像成了“國粹派”。我也承認漢字有它的缺點，如難學，正如拼音文字也有它的缺點一樣。關鍵在于我們是要“魚”呢，還是要“熊掌”。
隨著時代進入信息時代，漢字也需要不斷改革。
第一，漢字要不斷的改革。文字是輔助語言交際的工具，一種文字，如果它不能很好地完成記錄語言的任務，不便于應用，那就得加以改進或改革，在世界文字史上，對某種文字進行改革是屢見不鮮的事情。土耳其文原先用阿拉伯字母，不適合土耳其語的語音結構，在本世紀20年代改用拉丁字母。朝鮮和越南原先用漢字，現在都用拼音文字。日本原先以漢字為主體，搭著用些假名（音節文字），現在以假名為主體，搭著用些漢字。我們現在用的漢字是不是適應現代漢語的情況，能不能滿足我們的社會對文字的要求，要不要改革，怎樣改革，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比如1955年的文字簡化，有繁體字變成簡體字就是一次很好的改革。我想“與時俱進”是明智的。
第二，漢字的評價現在還褒貶不一。遠在宋朝，就有一個叫鄧肅的人說過：“外國之巧，政治文書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繁，故遲。”（見周有光《漢字改革概論》引湯金銘《傳音快字書后》）到了清朝末年，中國人接觸外國的事物多了，其中句有人看到西方強國的語文體制跟中國大不相同。他們比較中西語言文字，發現中國有三難，西方國家有三易。中國的三難是：寫文章難，認字寫字難，不同地區的人說話難。西方國家的三易是：寫文章容易，因為基本上但是寫話；認字寫字容易，因為只有二三十個字母；不同地區的人說話容易，因為有通行全國的口語。五四運動時期，在呼喚科學和民主，否定封建主義的舊思想舊文化的思潮下，學者們高呼漢字革命，主張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錢玄同曾在《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上發表《漢字革命》一文，該文集中反映了當時對漢字改革的思想。錢玄同對漢字的批評概括為兩點：一是難識、難寫，妨礙教育的普及、知識的傳播；二是和現代世界文化的格不相入。這種觀點在當時很有代表性，這一時期的學者對漢字的認識帶有濃厚的反傳統色彩，他們基本上是全盤否定的，沒有看到漢字的優點。新中國成立以后，五、六十年代，對漢字的評價繼承了五四以來漢字革命的傳統，但摒棄了對漢字全盤否定的片面觀點，沒有采取“廢除漢字”的激烈主張。文革以后，隨著對漢字研究進展，許多語言文字學家提出要全面的科學的看待漢字的主張，既要看到漢字的優點，又要看到漢字的缺點，把漢字研究引上了科學的道路。
第三，改革“方案”現在還爭論不休。在對漢字改革是否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辯論中，對于漢字改為拼音文字有三種態度，一種態度是贊成改用拼音文字，有的人還特別熱心，恨不得立刻就實行。另一種態度是一方面承認拼音文字在某些方面勝過漢字（例如容易認，容易檢索），一方面又覺得在某些方面不如漢字（例如不能區別同音字），疑慮重重，不知道拼音文字究竟能否代替漢字。第三種態度是不贊成拼音文字，或者認為行不通，或者認為沒有必要，或者認為不利于繼承文化遺產。我想漢字的改革不是一個兩個專家閉門討論就可以決定是這樣還是那樣，正如漢字當初不是一個兩個專家創造的一樣，這是一個“集體”參與的過程。改還是不改，這樣改還是那樣改，應該由廣大人民群眾在實踐中去決定。既然漢字已經坐上了信息時代的快車，那就讓它繼續按著它的軌跡去發展吧！既然我們的祖先能夠創造適應性很強的漢字，那作為子孫的我們也一定有智慧去發展它，然我們的文明生生不息。
總之，漢字是有其生命力的，是適應漢語言并適應社會的。西方學者認為，漢字是中國文化的脊梁。正如瑞典著名漢學家高本漢說“中國人不廢除自己的特點文字而采用我們的拼音文字，并非出于任何愚蠢或頑固的保守性。中國的文字和中國的語言情形非常適合，所以它是必不可少的，中國人拋棄漢字之日就是他們放棄漢文化基礎之時。”我想，這是很中肯的。漢字既然能經數千年風雨走到今天，那它也一定能走向輝煌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