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色龍 備課綜合資源

小說環境的描寫，是揭示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但是短篇作家契訶夫不像巴爾扎克和托爾斯泰那樣細致描寫環境和場面。他只截取最典型的社會環境的一個橫斷面，既能反映出時代的特征，又有助于揭示人物的性格。小說的開頭是警官奧楚蔑洛夫走過的市場：“四下里一片沉靜。廣場上一個人也沒有。”商店和飯館的敞開的門口，“連一個乞丐也沒有”。只用寥寥幾筆就真實地再現出沙皇統治的社會的一片蕭條敗落的景象，反映出19世紀80年代俄國社會的陰森可怖的黑暗的面貌。主人公奧楚蔑洛夫就活動在這樣的典型環境中。他一出場是儀表威嚴，威風凜凜，“穿著新的軍大衣”，身后還跟著一個巡警。但是他“提著小包”和巡警端著“沒收來的醋栗”是對他威嚴的儀表的有力諷刺，嚴整的外貌無法掩蓋他對人民財產的搜刮。作者通過人物的外表和行動的矛盾，揭示其靈魂的丑惡和骯臟。作者強調人物與環境的血肉聯系，80年代是俄國社會是歷史上最反動的時期，這種社會環境是產生迎合現實、阿諛奉迎的奧楚蔑洛夫性格的土壤，而奧楚蔑洛夫精神又維護了腐敗黑暗的社會制度。因此鞭笞奧楚蔑洛夫性格，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

為了集中筆力，小說選擇了最精彩的場面，故事從發生到結束的地點僅限于木柴廠的門口，一群人圍著警官，那個咬人的小“罪犯”也在其中。這個小小的場面，好像劇院舞臺的聚光燈一樣，使奧楚蔑洛夫在大庭廣眾之前，在光天化日之下，演出了一場極為可笑的滑稽喜劇，反映了社會生活的悲劇沖突。

在契訶夫小說中，人物動作表情是刻畫人物性格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契訶夫在寫壞人的時候，筆調是嚴肅的，在嚴肅的客觀描寫中隱藏著諷刺。奧楚蔑洛夫有一副嚴肅的儀表，舉止鄭重。當他聽到有人喊叫聲時，他把身子微微一“轉”，“擠”進人群，“咳”了一聲，“擰起”眉頭，“嚴厲的”開始問話。這位警官的一副官老爺的架子，裝模作樣的丑態，只用“轉”“擠”“咳”幾個字，幾個動作就形象地表現出來了，語言精練而富于表現力。特別應該指出的奧楚蔑洛夫“脫”“穿”大衣的兩個動作，生動地傳達出主人公的內心活動與思想起伏。他剛威風凜凜地恫嚇狗主人，決定嚴加懲處，忽然聽說狗是席加洛夫將軍家的，他為自己的放肆而懦懦不安了：“席加洛夫將軍？哦！……葉爾德林，幫我把大衣脫下來……真要命，天這么熱。”他的心理活動和他的狼狽相呈現在讀者的眼前，諷刺得多么尖刻。變色龍在尋找變色術，仿佛脫掉大衣能減輕他的負擔，能解脫他的窘境似的。正在這時，得知狗不是將軍家的，他立即又神氣起來，說了要法辦狗主人的話。然而他的話音剛落，巡警判斷這狗可能是將軍家的，他又為方才的得意忘形而恐懼了：“哦！……葉爾德林老弟，給我穿上大衣吧……好像起風了，挺冷……”變色龍又在尋找變色術，仿佛大衣能保護和掩飾自己似的。變色龍的靈魂通過一熱一冷、一脫一穿的細節描寫，展示得何等生動。作者無需花費筆墨去作人物心理描寫，只就一件大衣的處理，就把人物在當時當地具體變化著的心理狀態，揭示得如此透徹，如此深刻，真可謂畫龍點睛之筆。

契訶夫的短篇小說以對話取勝；語言有顯著的特色。人物的語言是充分個性化的，從人物的語言可以看到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奧楚蔑洛夫對下他是太上皇，傲慢自大，他說話就是“我”“我要”“我絕不”……如“我絕不輕易放過這件事”，“我要拿點顏色出來”，“我要好好地教訓他一頓”。他的話不僅專橫而且粗野，摻雜著罵人的字眼。什么“混蛋”“豬崽子”五花八門；可是對上，在他的一副媚態中，是一片阿諛奉迎的語言：“這是他老人家的狗？高興得很”，“把這條狗帶到將軍家里去……就說這狗是我找著，派人送上的”。于是，“野狗”“瘋狗”變成了“嬌貴”“伶俐”的動物了，甜言媚語，令人作嘔。為了趨炎附勢，他會翻云覆雨，甚至倒打一耙，嫁禍于人，這在他的話語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他指責赫留金說：“你那手指頭一定是給小釘子弄破的，后來卻異想天開，想得到一筆什么賠償損失費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在他輕而易舉，一會兒冒似公允要給你出氣，一會兒又會編出謊言來誣害你，善變者有善變的語言和手法。盡管人群發出了笑聲，他臨走時還威脅說：“我早晚要收拾你！”這一結尾發人深思，余音繞梁，對認識變色龍為虎作倀的反動實質，提醒人們防備毒蟲，具有深刻的啟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