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色龍 備課綜合資源
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一文中指出：“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契訶夫的《變色龍》正是這樣，把人物放在具體的矛盾關系中去表現，才達到了典型環境與典型性格的統一，從而使作品人物具有典型性， 作品具有了典型意義。同時，我們分析這篇作品，既要分析奧楚蔑洛夫和將軍之間的從屬關系，同時還要分析他同赫留金的矛盾關系，即欺壓與被欺壓的關系。欺壓人對于奧楚蔑洛夫來說，同樣是具有本質意義的，是他的職業所規定了的。他是上層統治者的工具，走狗，“它遇見所有的富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這才是他的本質特征所在，這才算反映了作品的全貌，才算揭示出作品所存在的主要矛盾關系，才算剖析出“這一個”奧楚蔑洛夫的性格本質，也才算說明了一個問題，即“狗仗人勢，欺壓百姓”。
然而，如果用“狗仗人勢，欺壓百姓”來概括主題，還只是表述了作品所具有的現象內容，還不是作品的真正實質所在。讓我們進一步看看奧楚蔑洛夫和赫留金的矛盾關系：赫留金把法當作一根救命繩，叫喊：“法律上說得明白，現在大家都平等啦!”而奧楚蔑洛夫卻把法當兒戲，一會兒裝成一個敢于執法的英雄，說什么“那些老爺既然不愿意遵守法令，現在就得管管他們”。一會兒又說什么“那兒（指彼得堡或者莫斯科）的人可不管什么法律不法律，一眨眼的工夫就叫它斷了氣”。這些人物對話，在作品中的作用不容忽視，實際上是對沙皇專制主義者作了無情的揭露和尖銳的批判。奧楚蔑洛夫和赫留金的矛盾是作品的基本矛盾，也是當時俄國社會所存在的底層人民強烈要求法制和上層統治者瘋狂實行專制的尖銳矛盾的具體反映，突出地表現在主人公身上，則是以虛假的執法面目來掩蓋它本質的橫暴，這才是這個“兩面派”人物的本質所在，也就是俄國沙皇專制政府的虛偽和專橫的集中表現。契訶夫《變色龍》的鋒芒所指就在這里。
恩格斯在《給拉薩爾的信》中說過：“我覺得人物的性格不僅表現他做的什么，而且表現他在怎么做……”當我們分析一篇作品的主題時，應該不僅回答“是什么”的問題，而要深入地回答“為什么”的問題。就《變色龍》說，奧楚蔑洛夫的奴性和官氣是怎樣造成的，應該從那個社會去看，把他的惡棍和騙子的行為歸罪于那個社會制度，記入他所生長的環境的總賬上去。
《變色龍》作于1884年，作品發表前，正是俄國民意黨人刺殺亞歷山大二世（1881）之后，亞歷山大三世一上臺，在竭力強化警察統治的同時，也搞了一些掩人耳目的法令，給殘暴的專制主義蒙上一層面紗。1880年成立的治安最高委員會頭目洛雷斯•麥里可夫后來當上了內務大臣，這是一個典型的兩面派，人民稱他為“狼嘴狐尾”。這時的警察不能再像果戈里時代那樣隨意用拳頭揍人的了，而是打著遵守法令的官腔，干著獻媚邀功的勾當。契訶夫刻畫的警官奧楚蔑洛夫正是沙皇專制警察統治的化身。因此，這篇作品諷刺、揭露的不僅僅是一個普通的孤立的警察，而是那個崇拜官爵的俄國社會，是那個窮兇極惡的沙皇專制主義。
根據以上分析，作品的主題應該是這樣的：《變色龍》通過對見風使舵、欺下媚上的警官奧楚蔑洛夫這個沙皇專制統治的忠實走狗的刻劃，巧妙地揭露了俄國警察制度的反動和虛偽，批判了它反人民的實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