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課走強國富民之路

　　今年60周歲的關友江年輕時討過飯，是當年摁下紅手印的“十八戶”之一。如今，他不僅是小崗村村民委員會主任，同時也是小崗村大包干紀念館的副董事長。關友江很忙，在接受了記者采訪后，又匆匆坐車到鎮里開會。
　　“家家戶戶都打算蓋房子。”楊明吉告訴記者，國家正在建設新農村，我們這里蓋一棟小樓補貼兩萬塊錢，不過錢還沒拿到手。
　　楊明吉的家在“友誼大道”的南側，那是一座平房，“上面再垛一層，就成了兩層小樓。”
　　這項工程大約花費三四萬元錢，楊明吉認為這是一件好事情，不過一下子拿出三四萬元絕非易事，“去年兒子才結婚，年底又添了一個孫子，都是喜事啊，花了好幾萬塊錢。”
　　條件好了，不住草房了，楊明吉頗生感嘆，房子蓋好了，腰包就癟了，農村人來錢難啊。
　　記者眼前的小崗村仿佛成了一個集鎮。不僅有社區醫療服務中心，有自來水，有垃圾填埋場，裝上路燈的水泥路上還三三兩兩停著小轎車。不過，村東頭滿目的葡萄架、村西頭黑壓壓的蘑菇大棚告訴記者，這里依舊是江淮大地上一個普通的村莊。
單干是搞到頭了
　　今年虛歲六十的嚴宏昌永遠忘不了30年前的那個冬天。
　　眼里習慣地閃爍著精明的光芒，嚴宏昌在和記者聊天時非常健談，“那時候，想找18個人一起開會非常難，就像搞地下工作一樣，只能單線聯系。”
　　“譬如說，我和你關系好，我就偷偷地動員你。然后你偷偷地動員和你關系好的人，無論如何不能將我暴露。”
　　就這樣，1978年12月，“十八戶”的當家人聚集在村民嚴立華家，摁下了生死手印，分田到戶。在摁滿手印的“秘密協議”上，歪歪扭扭地寫著一行字：萬一走漏風聲，隊干部為此蹲班房，全隊社員共同負責把他們的小孩撫養到18周歲。
　　1979年，作為帶頭人之一的嚴宏昌突然處在了風口浪尖。“一開始就給我定了性，說我拉社會主義的倒車，挖社會主義的墻腳，走資本主義道路，是標準的現行。”
　　嚴宏昌不服氣。他和干部說：我一個農民，交售了糧食，對國家有貢獻，就是光榮的。難道年年吃回銷糧反而光榮？”
　　大包干的第一年，小崗村大獲豐收，嚴宏昌交售的糧食“差不多完成了二三十年的總任務”。
　　三十年彈指一揮間，當時的青年如今年近花甲。5個子女也成家立業，大兒子開了公司，小兒子出國讀博士。”嚴宏昌感到很滿足，現在生活有保證，黨和國家政策又好，比30年前不知道幸福多少倍。”
　　不過，嚴宏昌也頗有遺憾，小崗村和過去相比，翻天覆地；和其他先進村相比，差距很大。過去這么多年，小崗村錯失了好多發展致富的機會。”
　　和嚴宏昌一樣，當年一道摁下手印的“十八戶”們也不是很滿足，現在農資價格漲得快，單搞農業生產、靠種地很難致富。”
　　上個世紀80年代前期，是分田單干的黃金時期，一家人起早貪黑地干，一年就成了萬元戶，嚴宏昌說，“1989年我家花了10萬塊錢蓋了這個大瓦房。”后來就不行了，小崗走慢了。一開始各種稅費、提留統籌負擔好重，后來農資價格漲得厲害，一畝地賺不到幾個錢，頂多落點口糧。
　　單干搞生產是搞到頭了，青年人開始外出打工。“全村100來戶人家，大約有七八成人家都外出打工了。”關友江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