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頌》的寫作時代背景
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從創辦到1912年舉行第5屆奧運會前夕，奧林匹克運動在西方世界被蒙上了一些陰影，發生了變異，暴露出了不少弊端。加拿大學者托瑪斯?貝德斯基在《體育與民族主義》一文中就指出：十九世紀前半葉是民族主義概念為人們接受的年代，開始是由自由主義出現的，爾后成為沙文主義。歐洲民族主義的成因可以聯系到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復興。于是,奧運會可以用來作為衡量體育中民族主義發展程度的氣壓計。他在文章中列舉了從第一屆奧運會開始都曾經多次暴發一些民族主義糾紛。僅以1908年在倫敦舉行的第四屆奧運會為例，由于英國裁判偏袒本國選手引起其它國家，特別是美國選手的不滿，兩國曾在拔河比賽中發生爭吵，后來在400米跑中英美運動員又發生沖突，而英國裁判又整了美國選手，致使美國選手棄權罷賽以示抗議。奧運會上還發生了其它一些違規情況，如，早在1904年圣路易奧運會上就發生過美國的馬拉松選手“以車代步”和“打興奮針”的欺騙行為等等。這類事在顧拜旦看來顯然都是完全違背了他所提倡的奧林匹克理想的。這使他深感憂慮不安，于是，他在1908年7月24日倫敦第4屆奧運會期間由英國政府舉辦的招待會上發表了警世性的講話。他說：“可以認為，盡管我們所處的時代，物質文明——我通常稱做機械文明，使一切事物美好起來，但有些威脅奧林匹克理想的弊端卻令人不安。誠然我毋庸隱諱，‘費厄潑賴’ (fairplay,意指公正競賽)處于危險之中。特別是由于種種毒害毫無顧忌地滋長，造成競賽的狂熱，賭博和冒險的狂熱，因此，如果我們著手進行一次改革運動來反對這種危險，我深信會得到這個國家輿論的支持——這些輿論會來自為自身健康、為教育價值、為完善人類的一切愛好體育的人們，這也許是最為有力的因素之一。上星期天，在美國圣保羅組織的一次運動員授獎大會上，賓夕法尼亞州大主教用中肯的話語提醒大家注意：‘對奧運會來說，取勝沒有參加更為重要。’ 先生們，請牢記這鏗鏘有力的名言。這個論點可以擴展到諸多領域，直至形成客觀而正確的哲學基礎。對于人生而言，重要的絕非凱旋，而是戰斗。這意味著主要不是已經獲勝，而是進行戰斗。傳播這些格言，是為了造就更健壯的人類——從而使人類更加嚴謹審慎而又勇敢高貴。”
由此可見，作為現代奧林匹克運動奠基人的顧拜旦，早已敏銳地看到了當時社會出現的一些不利于體育健康發展的潛在危機，他在這次隆重而莊嚴的大會上大聲呼吁，希望世人能全面、充分理解奧林匹克運動所追求的崇高理想。四年之后，他用德文筆名霍羅德和艾歇巴赫發表了《體育頌》。
《體育頌》- 作品意義《體育頌》的時代意義詩歌是語言藝術，它作為人類文化的一種實踐方式，具有多種社會功能和價值。詩歌的時代意義是與它的社會認識作用和教育作用密切聯系在一起的。
《體育頌》的社會認識作用
一切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都是一定時期的社會生活及其運動規律經過作家按照美的規律進行創造性勞動的產物，對后人來說，它能夠讓人們了解認識到前個時代世界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實況真情，獲得豐富、生動、形象的社會歷史和生活知識，使人擴大視野，提高認識社會生活的能力;正如高爾基所說：“文學到底是要為認識生活這個事業服務的，它是時代的生活和情緒的歷史。”(高爾基:《論文學》第7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散文詩杰作《體育頌》讓人們形象、生動地認識和理解奧林匹克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