曉出凈慈寺送林子方
紹熙元年(公元1190年)八月,孝宗《日歷》修成,照例應由秘書監楊萬里為《、日歷》作序,而宰臣卻另囑他人,楊廳里于是自劫失職,請求去職,光宗挽留。接著又因要進孝宗《圣政》書,宰臣以他為進奉官,而孝宗猶念舊惡,大不痛快,于是出江東轉運副使。
紹熙二年(公元1192年),朝廷下令于江南諸郡行使鐵錢會子,楊萬里上書諫阻,不奉詔,得罪宰臣,因而改知贛州。未赴,八月謝病自免,回歸吉水。"如病鶴出籠,如脫兔投林……自此幽屏,遂與世絕"(《答沈子壽書》)。
寧宗慶元元年(公元1195年),有召赴京,楊萬里辭不往。九月,升煥章閣待制,提舉興國宮。四年正月,進封吉水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五年三月,升寶文閣待制,致仕。六年十二月,進封吉水縣開國伯。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八月,詔進寶漠閣直學士,給賜衣帶;四年正月,進封廬陵郡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戶。開禧元年(公元1205年),召赴京,復辭;二年二月,升寶漠閣學士。
楊萬里晚年誓不出仕,據傳是由于不滿權臣韓倪胃當國。韓筑南園,要請他作"記戶,他說:"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予以堅決拒絕。后因韓專傍日甚,遂憂憤快快成疾。家人知他憂國心重,凡一切時政消息皆不敢告知。開禧二年(公元1206年)五月七日,一族侄從外而至,不知其惰,于是言及邸報所載韓倪胃出兵北伐之事,楊萬里聞罷痛哭失聲,憤然嘆呼:“*臣妄作,以致于此!”他料定韓倪胃意存僥幸,輕舉妄動,必然會遭到失敗,貽害國家,當晚徹夜不能成眠。第二日早晨,他又不肯進食,兀坐書齋中,呼紙手書云:"韓倪胃*臣專權元主,動兵殘民,謀危社寢。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別書十四言告別妻兒,筆落而逝。享年80歲。賜溢文節,追贈光祿大夫。楊萬里是一位熱忱的愛國者,又是一位清醒的政治家。他一生力主抗戰,始終反對屈膝議和。在進奏皇帝的許多"書"、"策"、"札子"中,他一再痛陳國家利病,力排投降之誤,愛國之情溢于言表。面對中原淪喪、江山唯余半璧的局面,他尖銳指出:"為天下國家者不能不忘于敵,天下之憂,復有大于此者乎!"(《千慮策•國勢上》）告誡統治者要時刻不忘備敵謀敵、御敵制勝。他既大膽批評孝宗經過符離之敗,"前日之勇一變而為怯,前日之銳一變而為鈍"(同上《君道中》),又堅決反對一些人輕易用兵、盲目冒進,主張以"守而取"(《與陳應求左相書》)的積極、慎重策略,穩步進取,先實國力而后圖恢復,以求最終勝利。他看重和同情人民,認為:"民者,國之命而吏之仇也。"(《千慮策•民政上》)將國家命運系之于人民,指斥官吏只會敲骨吸髓地壓榨人民,激起人民的仇恨、憤怒和反抗。因此,他提醒光宗要節財用、薄賦斂、結民心,民富而后邦寧,興國之計,就在于此(《轉對札子》)q這些,都表現楊萬里的深刻見識和進步思想。
楊萬里為人清直,個性剛褊。孝宗貶他“直不中律”,光宗稱他“也有性氣”(《鶴林玉露》甲編卷4)。他立朝剛正,遇事敢言,指摘時弊,無所顧忌,因而始終不得大用。實際上他一生視仕宦富貴猶如敝展,隨時準備唾棄。在作京宮時,就預先準備好了由杭州回家的盤纏,鎖置箱中,藏在臥室,又戒家人不許買一物,以免一旦離職回鄉時行李累贅,就這樣“日日若促裝”待發者。這與那些斤斤營求升遷、患得患失之輩適成鮮明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