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阿Q正傳》看魯迅的使命意識和孤獨意識
深圳大鵬華僑中學 林 潮[1] 陳曉濤[2]
(深圳 大鵬 518120)
內容提要：魯迅是中國現代最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他獨特的個性氣質和強烈的生命意識對其文學創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本文試圖從文藝心理學的角度分析其內省自覺、深沉堅韌的氣質和極強的使命意識、內向抑郁的氣質和強烈的孤獨意識對小說《阿q正傳》的影響。
關 鍵 詞：《阿q正傳》個性氣質 使命意識 孤獨意識
魯迅是中國現代最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堪稱現代中國的脊梁、現代中國的靈魂。他的精神、他強烈的生命意識、他的作品及其中鮮活的人物形象，影響著一代代中國人、警醒著一代代中國人。《阿q正傳》是魯迅最著名的小說之一。魯迅用犀利的筆法彰顯其內省自覺、深沉堅韌的氣質與強烈的使命意識、內向抑郁的氣質與濃厚的孤獨意識，塑造了阿q這個不朽的藝術形象。
一、魯迅的個性氣質及生命意識
人的個性氣質及生命意識的形成與其成長經歷和生活環境密不可分。魯迅出身于浙江紹興一個沒落的封建大家族，他13歲時，祖父因科場案下獄，不久父親病逝，迫于生計，他隨母親到紹興鄉下皇甫莊舅父家避難，被視為乞食者。在家道中落的過程中，他目睹族人之間的傾軋，飽嘗了世態炎涼。魯迅曾說“有誰從小康人家墮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路途中，可看見世人的真面目。”[1]此后他對社會人生總是一種陰郁的把握方式。然而從野孩群中獲得的那種“野獸性”[2]又偏偏使他不向黑暗勢力和封建禮教低頭，外力與內力的相互作用使一種鮮為人知的惆悵與悒郁、痛苦與悲傷的孤獨情緒油然而生。青少年時期的人生際遇給魯迅留下了寂寞與孤獨的精神印記。[3]后留學日本，在異域受到的白眼和輕蔑，尤其是“幻燈片事件”使這位來自貧弱中國的留學生親自體驗了民族歧視的恥辱，這一切在魯迅心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對叔本華、尼采悲觀主義哲學的研究，進一步深化、加強了他精神中的寂寞與孤獨。
魯迅出生沒落大家，從小受到包括儒家正統文化及佛、道等非正統文化在內的傳統文化和民間文化的熏陶，南京和日本求學期間，大量閱讀了西歐近代文學、哲學、自然科學著作，又使他對西方文化有了深刻的了解，尤其是叔本華、尼采的生命意識與超人學說、基爾凱郭爾、施蒂納的非理性主義對孤獨個體生命形態的體認。在經歷了十九世紀末開始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的巨大變遷后，魯迅深感中國改革之難，對中國的認識更加透徹，深刻思考后形成了自己的獨立思想，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個性氣質和強烈的生命意識。
魯迅的個性氣質是多元復雜的矛盾統一體：既剛強固執，又深沉堅韌；既內省自覺，又機敏多疑；既內向抑郁，又開朗熱情。其內省自覺、深沉堅韌的氣質加以其博大的愛心（愛祖國、愛民族、愛大眾、愛親人）進而使其產生極強的使命意識；其內向抑郁的氣質使其產生強烈的孤獨意識。多元復雜的個性氣質融于一體，且伴隨著魯迅的內心沖突，使他“背負因襲重擔，肩住黑暗閘門所具有的極其深刻沉重的社會歷史的孤獨悲涼”“與他對整個人生荒謬的形而上感受中的孤獨、悲涼糾纏融合在一起”[4]，構成了魯迅獨特的個性氣質，也培養了他以復雜、深邃的眼光觀察和體驗世界的能力。
二、充盈于《阿q正傳》中的強烈的使命意識
《阿q正傳》中，通過阿q及其周圍人物的塑造，作者表現出其改造“國民性”和反封建的思想觀念，這其中透出鮮明的理性色彩、強烈的否定性特征和深刻的悲劇性意識。
銘心刻骨的童年經歷、驚心動魄的感性經驗、西方現代文化的強烈影響與內省自覺、堅韌深刻的個性氣質和強烈的使命意識相碰撞，形成魯迅“立人”、“興國”的理想和自覺意識。魯迅認為，一個國家若要生存世間，角逐列國，“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5]立人的精神實質即為摒棄國民劣根性，重塑新型的民族性格。在魯迅看來，“立人”是“興國”的前提。因而，他堅定地選擇了在精神領域以身報國的方式，終生在精神領域進行國民靈魂改造的工作。[6]他認為沒有民族精神的徹底改造，新的社會制度是難以真正建立起來的，“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7]為改造民族精神，他執著地把自己的文學與思想情感緊緊和變革現實連在一起，在小說中塑造了大量不同類型的人物形象以批判國人之“國民性”，以期改造“國民性”，阿q則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阿q乃一個赤貧的雇農，無房無地，以幫人打短工為生，社會地位低下，受壓迫受剝削，被侮辱被損害，生活十分悲慘。他的主要性格特征就是其賴以自慰甚至是賴以生存的精神勝利法：他在現實生活中總是處于失敗者的地位，但他從不正視現實，而是用盲目的自尊自大、自輕自賤、自欺自慰、欺凌弱者、健忘、忌諱缺點、以丑為榮等妙法來自我安慰，自我陶醉于虛幻的精神勝利之中。阿q精神勝利法的根源于他深重的奴隸意識：長期的封建壓迫使他的主體意識迷失在封建思想倫理關系中，他沒有自己獨立的意識，只在毫無個體性可言的“群”的氛圍中體現自己的內在本質。阿q的精神勝利法乃是中國人的集體無意識的一種反映，數千年的封建王朝、異族統治、戰爭動蕩、思想的極端束縛是其產生的土壤，它是普遍存在于中華民族各階層的一種國民性弱點。
作者不僅塑造了阿q的形象，而且用簡練的筆墨勾勒出另一類“國民性”的人物群像：看客。他們張著嘴去看殺人，用眼睛去咬阿q的靈魂，議論槍斃并無殺頭好看。他們是飽受中國封建文化束縛和毒化的中國的民眾，他們精神受奴役而不自覺，麻木愚昧而不覺悟，甚至麻木到不以苦為苦，對別人的痛苦只報以隔膜和冷漠，甚至狠毒兇殘。他們通過對個人的教化和對異已者的迫害來維護封建舊秩序、舊倫理的基本規范，與統治者共同構成了舊中國冷酷的生存現實。“大團圓”結局說明人民精神麻木現象深深地楔入魯迅的心坎，使他永遠感到心痛。他要“吶喊”，他要以覺醒的先驅的聲音，喚醒中國人的生存意識，喚醒“鐵屋子”里“許多熟睡的人們”。[9]
同時，魯迅將阿q和整個未莊放在辛亥革命前后這樣一個時間背景下來描寫，以一種概括的方式描繪出辛亥革命的嚴酷真實：脫離群眾的畸形革命始終是不能得到群眾理解的，是沒有基礎的，必然走向失敗的，是挽救不了中國淪為烈殖民地命運的，也不可能解放人民大眾。
阿q的形象在表層上原型來自于魯迅的故鄉紹興，或是同鄉，或是遠親，在深層上則是作者對人類精神現象和中國人精神特征的理性探索伴隨著活生生的原型一起升華、熔鑄成的不朽藝術典型，是作家個性氣質和生命意識的隱現。
三、彌漫于《阿q正傳》中的濃郁的孤獨意識
魯迅內向抑郁氣質和孤獨意識激發的是他改造現實、批判黑暗的理性激情。魯迅在給許廣平的信中說： “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為我覺得唯‘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卻偏要向這些作絕望的抗戰。”[10]這在《阿q 正傳》中體現為“抗爭”和“死亡”。
阿q并不完全安于被欺凌的命運，當革命到來時，他從被剝削者的樸素直感去歡迎革命。他覺得造反有趣，又似乎革命黨便是自己，在他的想象中，革命黨都穿著“白盔白甲”，拿著板刀、鋼鞭、炸彈、洋炮；革命之后，趙家的元寶、洋錢、洋紗衫、秀才娘子的寧式床、錢家的桌椅都搬到土谷祠來……阿q對革命的認識固然十分幼稚，十分糊涂，但由于這種想法里充滿著農民式的均分思想和復仇情緒，卻又的確反映了農民阿q具有改變自己生活地位的迫切要求。阿q真心向往革命，在他身上始終潛藏著革命的可能性。然而，革命并沒有接受阿q ，反而讓阿q最終走上了斷頭臺，革命燃起了阿q心中的希望之火，卻又將希望變成了絕望。魯迅以阿q的死指向“絕望的反抗”，反抗社會，更是反抗自身：在阿q無家可歸的孤獨中，在阿q尋找歸宿的努力中，在阿q的生的困惱中，在阿q面臨死亡的恐懼中，在阿q臨刑的幻覺中，……我們發現那惶惑、不安、恐懼、孤獨、絕望并不僅僅屬于阿q，而是屬于那顆終于并不能超然的心靈。從這個意義上說，對于阿q們生存的世界的無情否定，不又是作家對靈魂中的 “阿q生存的世界”的“抗爭”嗎？
阿q抗爭了，卻最終被掛著“革命黨”牌子的“長衫人物”送上了斷頭臺。阿q的被砍頭還因為阿q的委瑣、怯懦、無能、可笑的表現而被看客們視為一出“他們多半不滿足”的“不佳”的滑稽劇。阿q被槍斃了，他因為希冀改變自身命運的自發抗爭而死了，而和他有著同樣命運、同樣精神的看客們卻是如此評價：未莊人“自然都說阿q壞”，他的“槍斃便是壞的證據。”“城里輿論則不佳”，他們不僅因為“槍斃并無殺頭這般好看”，還因阿q“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沒有唱一句戲”害他們白跟一趟而不滿足。阿q死了，從肉體、從精神上俱亡了，而那些看客們，肉體雖然還在世上行走，精神和靈魂卻和阿q一樣，早已被“圣人之徒的意見和道理”剝奪了。這一些讓魯迅感到處在黑暗勢力的包圍中，那時的中國好比鐵屋子，昏睡的人民難以走出，所以他要進行吶喊，對舊社會與舊勢力作絕望的抗戰。也正如此，在1925年為俄譯本《阿q正傳》作的序中，魯迅說“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在中國實在算一件難事……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觀察，孤寂地姑且將這些寫出來，我的眼里所經過的中國的人性。”[11]
魯迅就如“過客”，“明知面是墳而偏要走。”魯迅的吶喊、反抗并不為群眾所理解，他終生呼嘯地戰斗在精神領域，他孤寂在走在時代的前沿，他與社會、與群眾自然有距離。他作為一個“孤異的個人”，“向庸眾開戰”，常常感到有“獨戰的悲哀”，自己陷入孤獨與痛苦之中，眼見群體生命的麻木，他要“吶喊”，要喚醒人民去打破“無聲的中國”千年如斯的沉寂，雖然魯迅也知道，這種反抗不過是“絕望的反抗”，但這仍是對國民性中惰性和奴性的反抗，具有可貴的現實戰斗精神和現代反抗意識。他仍然要象“過客”一樣，昂起頭顱，奮然微量前走去，在人生的旅途中留下他那倔傲而又孤獨寂寞的身影。
注釋：
[1]《<吶喊>自序》，《魯迅全集》第一卷p3.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
[2]瞿秋白.魯迅雜感選集.序言.p5.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
[3]季玢.略論魯迅與嵇康孤獨意識的異同.徐州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j].1998,6(2)
[4]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p107-108.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
[5]《文化偏至論》，《魯迅全集》第一卷p193，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
[6]陳健.英雄情結與孤獨意識——梁啟超與魯迅精神特征的比較研究.五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j].1995,1
[7]《兩地書.第一集.北京》，《魯迅全集》第十一卷p31.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
[8]姜德明主編，黃喬生選編.周作人書話.p179-180.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
[9]《<吶喊>自序》，《魯迅全集》第一卷p7.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
[10]《兩地書.第一集.北京》，《魯迅全集》第十一卷p20-21.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
[11]《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魯迅全集》第七卷p82.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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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 潮（1969—），男，廣東湛江人。深圳大鵬華僑中學一級教師，主要從事現代文學研究與學生思想教育與管理研究 。
[2] 陳曉濤（1983—），男，江蘇如皋人。深圳大鵬華僑中學教師，現主要從事中學語文教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