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與黑》與《米》中的社會環境對主人公心靈世界的影響

余 江

（宜賓學院中文系 四川宜賓 644007）

摘  要：與個人動機有著密切關系的是社會環境或社會條件。社會環境在塑造人們的性格和人格方面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人們吸收周圍所有的信息和影響,并把這些因素融入到他們的思維和行為之中。《紅與黑》中的于連和《米》中的五龍作為平民個人奮斗者受社會環境影響及其心靈世界又有異同之處，又有共同的歸宿——他們倆人所追求的東西深受社會環境的影響、制約。

關鍵詞：社會環境；自卑情結；歸宿

時間對作家和作品的評判，是最無私而又公正的。回顧1830年11月15日，司湯達的長篇小說《紅與黑》在法國巴黎問世以后，歌德認為它是司湯達的“最好作品”，并贊作者的“周密的觀察和對心理方面的深刻見解”；托爾斯泰“對他的勇氣產生了好感，有一種近親之感”。而在本國卻被報紙評論幾乎同聲譴責據信應由作者負責的小說主人公于連的“道德殘忍”，遭到十分冷漠。^[1]在中國21世紀初，塵封了十二年的蘇童的長篇小說《米》卻因由此書改編的影片《大鴻米店》再一次引起人們評論的焦點，特別是關于主人公五龍的好與壞，贊譽與批評，理性與感性……筆者認為不能僅僅靠三言兩語對某一作品的某些方面作出評析，且于連和五龍作為平民個人奮斗者又有些共通之處，現僅從兩位主人公所處的社會環境對其心靈世界的影響異同來進行淺析如下：

于連和五龍的社會環境

司湯達的小說一向重視將主人公置于同其性格的形成和命運的發展密切相連的特定的社會環境中，《紅與黑》在這一點上尤其成功。《紅與黑》中的維里埃爾市是司湯達杜撰的一個外省小城，他在小說一開始“構筑”這座大部分居民“更像農民而不象城里人”的小城時，很好地再現了上述特點。這座小城首先呈現在眼前的是一條湍急的流水供給動力的無數間鋸木廠，“這是一種非常簡陋的工業，給大部分的居民帶來了一定程度的舒適”，“自從拿破侖垮臺以后，就是靠印花布的制造，幾乎維里埃爾的每一座房屋的正面都整修一新”，資本主義關系越來越深地滲入依然是農業國的法國廣大農村。“提供收入”這句話，決定了維里埃爾的一切。這四個字代表了那城市四分之三以上的居民的習慣思想，實用主義、功利主義成為他們思考問題的主要依據。司湯達在《論〈紅與黑〉》這篇文章中說，他這部小說是“認真地描寫19世紀最初30年間壓在法國人民頭上歷屆政府所帶來的風氣”，是描寫“1814至1930年的波旁王朝所留給我們的這個嚴肅的、尊重道德的、愁眉苦臉的法國”。在小說中，腐朽黑暗的教會，陰險偽善的神父，黑幕重重的巴黎，專橫毒辣的貴族，勾心斗角的政界，貪污腐化的官吏，“有利可圖”的思想，卑鄙庸俗的資產者，無不通過作者現實主義的描繪呈現在讀者面前。可以說在這部作品里既看到了法國大革命的巨大成果，拿破侖帝制的深刻影響，更看到了王政復辟時期社會生活及政治斗爭的面貌。^[2]

《米》，其背景是在18世紀末至19世紀二十、三十年代的舊中國社會，地主、土豪、官僚、軍閥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夾雜著貧窮、愚昧、殘酷、仇恨、無知。唯利是圖的米商，獨霸一方的六爺，奸猾殘忍的阿保，拿錢辦事的土匪……爾虞我詐的黑暗舊中國社會讓農民喘不過氣來。在經濟落后宗法社會的中國，農民約占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中國的農業經營是小農的經濟，故以自耕農、佃戶及自耕農兼佃戶為最多，此等小農因受外貨侵入、軍閥橫行的影響，生活日感痛苦。一個逃離饑荒的農民通過火車流徙到城市，最后又如何通過火車回歸故里，伴著一個家族三代人的頹敗，鄉村與城市的糾纏和沖突隨著食欲的滿足而又陷入性欲的陷阱。

《紅與黑》和《米》中，作者給主人公“建構”的社會環境及影響有其兩大異同點。首先，于連和五龍都出生于貧民家庭:于連是木匠家庭中不會干好活且常遭父兄打罵的對象,五龍是逃荒的農民、孤兒,都受人歧視。倆人雖都出生貧寒,但于連生于資本主義關系越來越深地滲入依然是農業國的法國廣大農村，處于黑暗的法國王政復辟時期,尖銳的階級關系與緊張的政治空氣中；五龍則在舊中國宗法社會中深受各種壓迫，比較而言,于連所處的社會環境要比五龍的環境復雜的多。第二,于連和五龍都是作為反抗者形象，但小說中具體建構的法國的社會環境和中國社會環境由于發展方向,時代的差距、國情的不同導致于連和五龍的發展的目標、反抗的對象及層次也不同。司湯達是資產階級作家，他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終歸屬于資產階級的范疇，關注的是法國復辟王朝時期整整一代青年的苦悶、追求和厄運，于連是一個個人奮斗的形象,反封建的小資產階級,希望在上流社會贏得一席之地。高爾基說得好：“于連是19世紀歐洲文學中一系列反叛資本主義社會的英雄人物的“始祖”^[3]；而蘇童站在今日的社會主義中國角度建構舊中國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歷史背景，把五龍（一個小農意識強烈的農民代表）放在這一社會環境中“思考和面對人及人的命運中黑暗的一面”。 ^[4]

馬斯洛認為:環境在塑造人們的性格和人格方面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人們吸收周圍所有的信息和影響,并把這些因素融入到他們的思維和行為之中。我們的態度、價值、信仰、興趣以及與他人聯系的方式——所有這些及其他的特質都要受家庭、朋友、文化等的影響。而且，與個人動機有著密切關系的是社會環境或社會條件。^[5]筆者個人認為：于連和五龍兩人所追求的東西深受社會環境的影響、制約。崔衛平曾說：“一個人思想的起點，肯定和他所處的現實有著血肉聯系。”^[6]所謂的改變自己的地位、身份及獲得尊重等都是不確切的，不變的，在他們全部社會生活中,希望被愛、被人接受、被人尊敬，適應社會整體，得到他人的獎賞，這一切都是人的天性。“促使你行動的驅動力不是來源于你自身，而是來源于自身之外的力量。這里的關鍵是你自我意識的程度。（目標的）選擇要求你能意識到社會的壓力和期望，你能有意識地選擇如何對它們做出反應。”^[7]人的行為是外部操縱的結果----即社會環境的影響。即使可能認為自己是在進行真正的自由選擇，但實際情況可能是自己對內在或外部強制力的反應所做出的一種“虛假的選擇”。因為自己沒有意識到對自己的行為產生影響的某些因素，所以“生活在玩偶的幻覺中，你的每一項活動都受看不見的提線的操縱。”^[8]可以這樣認為，于連和五龍生活的社會環境就是那根“看不見的提線”。

在一個把實利看的高于精神的社會中,個人性格的形成和完善必然受制于個人對物質利益的追求。^[9]生活環境不過是對我們產生的一種間接影響，每一個人的心靈也并不全合乎他周圍的環境,各人都活在他自己的心靈世界中。^[10]正如蘇童所說的：“《米》是我第一次在作品中思考和面對人及人的命運中黑暗的一面。這是一個關于欲望、痛苦、生存和毀滅的故事。”^[11]

于連和五龍的心靈的異同世界

自卑情結。于連和五龍都出生于貧民家庭:于連是木匠家庭中不會干好活且常遭父兄打罵的對象,在市長家及有幸混跡在巴黎所謂的上流社會中更是殘遭鄙視；五龍是逃荒的農民孤兒,最初連基本的生存條件都不具備。榮格曾說：“不是人支配著情結，而是情結支配著人。^[12]于連和五龍都受人歧視，也使他們有著極其敏銳的平民階級意識。于連清楚地看到自己是一個“可憐蟲”，“沒有保護人，也沒有錢”。地位不同、階級不同的觀念時時刺激著他，他唯恐自己因平民出身而受到上層階級的輕賤。聽到市長答應給他的待遇時，他的第一句話是“我不愿意當傭人”，第一個問題是“我跟誰同桌飯呢？”當德﹒瑞那夫人建議給他一點兒賞賜，被他視為一種屈辱，他十分清楚，是他的貧困在跟他們的財富打交道。于連獨自一人留在拉穆爾府的花園里，心里想：“這就是他們比我優越的地方，他們先人的業績，使后代能超越卑俗的感情，不用為日常衣食操心！”“那目空一切的臉上的狠勁，那是常年的自卑心理在他容貌上刻下的印記。”瑪娣兒抱定宗旨不去討好于連，此時于連深感不幸，尤其心境大亂，“我這個人平凡庸俗，別人覺得討厭，自己也覺得可鄙”，“有好幾次（于連）心里浮起了自殺的念頭”。拉穆爾小姐把自己予取予求的權利交給一個鄉民出身的小神父，她每思及此幾乎無地自容，三言兩語之間對于連表示出極度的蔑視，“于連至今還是第一次屈服于這樣的攻擊，此時此刻他非但沒想到要為自己辯護，反到卑視自己來。瑪娣兒在寫給他父親拉穆爾侯爵的信中指出：“他（于連）對社會地位的差異有種天生的敏感”。^[13]

同樣，自卑情結在五龍身上也不可避免：五龍在被綺云拉著他的衣腳往門外拖并說他身上有虱子時，“五龍的臉因窘迫有點發紅……他突然扭過臉，用憤怒得變了調的聲音罵了一句粗話……”；米店一家在吃飯時，“他和兩個伙計坐在另一張小桌上，主仆有別，五龍對此有清醒的認識。”五龍在吃第五碗飯時，綺云敲碗以示不滿，“五龍抬頭看看那碗飯，沉默了一會。猛地揚手把碗打翻了。他說，我操你們一家，讓你們看看，我是不是要飯花子？” ^[14]

雙重性格。因為時刻意識到自己社會地位的低下，于連和五龍對上層階級的丑惡觀察得更透徹，懷著強烈的憤懣。尼采說：“憎恨，常導致災害、貪婪、野心以及其他所謂邪惡的東西。”^[15]當瑞那先生毫不掩飾了因于連整個上午都沒招呼孩子的功課的不滿，瑞那夫人討好地挽著于連的手臂，“于連冷冷看了她一眼，目光中流露出極端的鄙視......那就是刻意報復的朦朧意愿。”同樣，五龍買鞋，帆布面鞋子和皮鞋一個被遺忘的細節，“馮老板突然意識到五龍作為男人的性格棱角，心胸狹窄，善于記仇，忽略了他種種背叛和反抗的跡象”，五龍想起他曾經為了半包鹵豬肉叫阿保和碼頭兄弟會那群人為爹，心里就有一種瘋狂的痛苦。同樣五龍用兩塊銀圓讓年輕的搬運工叫了爹，“五龍操起一根杠棒狠狠敲他的頭頂，一邊敲一邊大聲說。我最恨你們這些賤種，為了一塊肉，為了兩塊錢，就可以隨便叫人爹。”碼頭上的人們多年來已經習慣了五龍種種野蠻而乖戾的舉動，“他們清醒地意識到五龍的異秉也是他一步步向上爬的心理依據。”五龍仔細地鑒別著搬運工的眼神，五龍說：“我從前比你還賤，我靠什么才有今天？靠的就是仇恨。這是我們做人的最好的資本。你可以真的忘記爹娘，但你不要忘記仇恨。”綺云面對著五龍沉默了很久，說：“你是世界上最狠毒的男人。”^[16]

在普通老百姓當中，在下層階級當中，尤其是在農民當中，可能還是比較喜歡讀書看報、有知識的半上流社會（即有教養的階級當中），有更多較為高尚的情趣和崇敬之情。于連對平民階級的活力充滿信心：“這些貴族，如果有可能讓我跟他們進行一次武器對等的戰斗，他們會怎樣呢？”當五龍加入碼頭兄弟會后，回到家中是一臉的燦爛。自卑與自尊兩個極端的轉化，在于連和五龍身上體現尤為突出，他們對自己身份的自卑感，極度地尋求自我的地位、權利、名聲……

約拿情結。成年人總是懷疑甚至害怕自己的能力。“我們害怕自己的潛力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當然害怕最低水平）。在我們最得意的時刻，處在最得意的條件下，在我們最雄心勃勃的瞬間，我們能夠想象到自我實現的光輝情景。但我們通常害怕那個時刻的到來。在這種高峰時刻，我們為自身存在著某種上帝般完美的可能性而心神蕩漾，但同時我們又會為這種可能性感到害怕、軟弱和震驚。”^[17]一個發展中的人總是不斷地向自己提出挑戰。這就需要勇氣。當人進入一個新的環境時。不免會產生一種無能的、不自在的感覺，而有些人永遠也克服不了這種感覺。發展所帶來的快樂需要——努力、自律和一定程度的痛苦為前提。于連在面對瑪娣兒的艷麗是感到有時局促不安，“上流社會的這伙年輕人，他們有手腕，有耐心，，必定能占上風，勝過經驗不足的我。我應該走開，了解這一切。”于連見拉穆爾小姐厚待她的未婚夫，回到自己房間里不禁盯著自己的手槍，心里自付道，“我把內衣的認記去掉，跑出巴黎尋個僻靜的樹林，了結著可憎的一生，其不是更聰明的辦法？”^[18]同樣在《米》中，五龍在看到阿保和織云一起時想打死這個畜生，而“五龍深知陌生的城市和寄人籬下的處境使自己變的得謹慎而懦弱了。他只是在想。想。他不敢干。”^[19]

愛與恨、以及性。古人常說:愛神Amor是盲目的.不但如此陷入情網的男人,雖明知意中人的氣質或性格，都有使他難以忍耐的缺點，甚至會給他帶來痛苦與不幸，卻不肯稍改初衷,一意孤行.事實上他所追求的并非自己的事情，而是第三者——將來的新生命，然而，由于受幻想的包圍，他們卻以為對方正是自己所追求的目的。戀愛時，對戀人示之以冷淡，甚至以對方痛苦為樂，我們把它稱之為“殘忍”。歌德在《浮士德》中借魔鬼梅菲斯特所說的話：“被拒之戀，如置身地獄之火中，我真想知道是否還有比這更令人憤怒和詛咒的事情？”讓我們簡單回顧于連的兩段愛情中的一些片段：當瑞那先生府上為迎接國王駕臨維璃葉時，德瑞那夫人顯得異常繁忙，故示神秘不肯說明所為何事，這使于連不僅驚訝而且生氣。“我早就料到了，她府上一有迎駕的榮耀，愛情就退避三舍了。想到這里，（于連）心里無比酸澀”，“回想起瑞那夫人的種種，他感動得心都軟了”，當于連去貝藏松的路上時，“兩腳走了十幾里路，心里還不能想別的事。……總是頻頻回首。”瑪娣爾把往昔的舊情向于連仔細道來，使于連懷有苦澀和妒意，“這種妒忌，使他痛苦得無以復加。”于連的悲苦之狀不能用語言表達的，“于連從沒想到痛苦會如此酷烈，就差憤切慨慷，嚎叫幾聲了！這顆堅強的靈魂，已徹底狂亂了。”“他（于連）感到愛絲情路一縷縷直滲進他內心的縫縫角角。他對她（瑪娣爾）的愛慕，還從來沒到這地步，其瘋狂的地步，也不亞于瑪娣爾。”^[20]

而對于五龍來說，性，可能更重要些。“一個人進行性行為，可能不僅處于性欲發泄的目的，而且還要確立自己男性的自信，或者是為了通過征服獲得強者的感覺，或者是為了贏得愛情依賴感。”^[21]五龍簡單回顧了流浪的過程，覺得冥冥向往的也許就是這個地方—— “……美貌豐腴騷勁十足的女人…….它體現了每一個楓楊樹男人的夢想，它已經接近五龍腦子里虛擬的天堂”，五龍對綺云性騷擾時說：“你得替代織云，你快嫁給我了。”當米店姐妹易嫁后，在大白天“五龍對綺云說，我不管你，我就是現在相干，你是我的女人，你就是讓我操死了也是活該，他突然攔腰抱起了綺云往米垛上走……在綺云的反抗和呻吟中，五龍再次實現了他心底深藏的宿愿。” ^[22]當于連獲取了瑞那夫人的愛情后，認為：“他的職責——一種英雄的職責，業已完成。”^[23]

于連和五龍兩人物形象的社會意義

社會環境對人的生存的壓抑----歷史為于連這一代青年設置的，以及五龍所處的就是這樣的共同處境。于連這一代青年被養育在英雄的時代，卻不得不在門第和金錢主宰的時代里生活。在這樣的社會現實面前，只能有兩種選擇：退避或反抗。于連追求的不是“保證他生活舒適的碌碌無為”，而是青年時代的所有英雄的夢想，他決心實現這些英雄的夢想，并和阻礙他達到目的的社會展開了斗爭，正如司湯達所說的，這是個“在和整個社會作戰的不幸的人”。五龍作為一個逃荒者，小農民意識強烈的人，在滿足了基本生存條件后，不斷向上爬，希意獲得地位、身份，而他的低微出生注定不能被別人所認可，正如他所說的靠“仇恨”去反抗。

怎樣認識這兩個反抗者的形象呢？不能期望把它套進某個簡便的模子，或者用一兩句話作出定斷。于連和五龍敢于直面人生，向當時的社會發起沖擊，無疑具有英雄的氣概。他們的英雄主義的動因，是平民反抗意識和個人進取的野心的復雜結合，所以它必然往往是矛盾和扭曲的，例如，于連聲稱“不能墮落到跟仆人們在一起吃飯。我的父親會強迫我；寧可死”但是，為了“為了能夠飛黃騰達，比這再困難得多的事他都能去做”。不過，在鼓舞著他的英雄主義的平民反抗意識和個人野心這兩種“熱情”中，前者畢竟是第一位的。正因為如此，盡管他知道特赦以后他仍然可以得到財富和美人，他還是義無返顧地拒絕向“資產階級”控制的法庭求饒。而五龍所受宗法農業社會和個人局限性的影響，與于連相比他的反抗就少得多，淺顯的多，甚至逃避，例如，五龍做為一個幾乎淪落為乞討者，靠“仇恨”反抗成為一霸之主時飛揚跋扈，以很滿足；在最后受挫時，卻選擇躲避在老家買下大片土地過完殘生。

司湯達和蘇童兩位作家，從刻畫于連與五龍兩人所受社會環境對人的生存的壓抑到反抗中筆者認為可以給我們有以下啟示：

一.縱欲與虛無——理想主義和價值

人在面對現實中的壓迫與不平，不免滋生比較強烈的理想主義傾向，渴望改變現狀，實現一個比較理想的世界。這種情操和抱負是難得而可貴。可是理想主義者容易因為理想帶給自己的正當感，忽略了理想主義之艱難。另一方面，理想雖然旨在否定和超越現實，單它生在現實世界、由氣血之人構思和推動，注定會受到現實的沾染與羈絆。換言之，在理論與實踐兩方面，我們都有必要認清，理想要靠你自己來經營與發展，要靠你來展示它的價值，而你時時都有可能錯誤和失敗的。若是輕忽了這中間的艱巨考驗，認為理想主義不過是一件靠善意、信仰與獻身就可以完成的事業，那么來得容易，去得也快，它往往會以虛無主義為結局。于連和五龍的結局歸宿就是最好的詮釋。

“一己生命的意義,屬于個人的選擇,可以由個人自行負責.行為的是非對錯,則牽涉到他人，不能是主觀的抉擇，而是必須滿足道德普遍性的要求。”^[24]于連和五龍的理想是其他們個人的理想，由他們自己來經營與發展，但不符合當時所處的社會環境道德普遍性要求，也就必然遭受社會環境的艱巨考驗，使他們徘徊在虛無和縱欲之間。

二.欲望

對于于連和五龍來說，不管他們的環境怎樣，需要層次是否高低，作為個人奮斗者是一心想盡可能改變自己的環境，以至命運，“欲望愈強烈、愈貪求我欲之滿足的人，他所感到的痛苦也就更多更深，因為欲望經常附在他身上不斷地啃噬他，使他的心靈充滿苦惱。整個人生完全在欲望和滿足之間。”^[25]從本質上看，希望就是痛苦，希望的達到立刻帶來滿足之感：這個結局只是表面的，占有使被占有的東西失去引誘力，希望、需要以新的方式表現出來；若希望、需要不以新的方式表現出來，那么，接著來的便是絕望、空虛、厭煩，對抗則這些東西的爭斗是一樣的困苦。

“人是一種不斷需求的動物，除短暫的時間外，極少達到完全滿足的狀況，一個欲望滿足后，往往又會迅速的被另一個欲望所占領。人幾乎整個一生都總是在希望著什么，因而也引發了一切………”^[26]

人類只是一些前因的后果，根本無法預見未來，他的一切根源、成長、希望與恐懼，一切愛與信，都只是偶發元素的安排結果；因此事實上沒有任何熱誠、任何英雄氣概或任何思想與感覺，可以在入土死亡后，還能保存生命的，所以當代所有的工作、所有的奉獻、所有的啟發、所有人類的天才，最后終將在太陽系中毀滅，而所有人類成就，更將無可避免的與宇宙殘骸一起被埋葬。“人生就是短暫與無力，在人類的全體來說，其結果將無情的結束下墜。”^[27]

可以這樣認為：社會環境在塑造人們的性格和人格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人的行為是外部操縱的結果----即社會環境的影響。因為我們自己沒有意識到對自己的行為產生影響的某些因素，所以社會環境不僅影響人，也制約人。但生活環境不過是對我們產生的一種間接影響，每一個人的心靈也并不全合乎他周圍的環境,各人都活在他自己的心靈世界中，也即有其各自的異同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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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同[9]第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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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同[4]第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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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同[13]第3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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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同[13]第89頁、第125頁、第317頁、第382頁

[21]同[5]第46頁

[22]同[4]第23頁、第122頁、第148頁

[23]同[13]第50也

[24]同[6]

[25]同[10]第2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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