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柳人家（節選）
如果僅是上述“平凡與傳奇結合”的再現，劉紹棠作品的民族特色和獨創性，還未必能那么鮮明飽滿。重要的是，它還繼承了我國美學傳統中最富民族色彩的部分。我國古典美學的基調偏重和諧，滲透“中和”原則。即使陽剛之美也顯著地區別于西歐那種完全悲劇式的，著重展現對立面的排斥與沖突的，以痛感為基礎的“崇高”。固然，中國的“陽剛”同樣喜歡展現如長風如閃電的狂瀾巨濤的斗爭，但它的重心是歌頌英雄（或正面人物）走向勝利的歷程，它著重表達一種英雄的氣概，摻和著樂觀型的理智；而不是像西歐式的“崇高”去著重渲染不幸、失敗、痛苦、悲慘、恐怖和迷妄性的思慮。這一美學現象在文學（這里指古典小說）上的體現就是作品的基調樂觀、奮發、高昂，即使是悲，也是悲壯為多；作品結局總難以逃脫大團圓，等等。在精神生活中的體現就是中華民族酷愛自由，崇尚和睦，富于理想，勇敢勤勞、善良的民族美德。劉紹棠作品的美學內涵充分繼承了上述傳統。當然，自有它獨特的角度。在民族美德上，它攝取了扶危濟困、多情重義這一側面，尤其是謳歌了燕趙之士的慷慨豪俠；在文學上、更多地溶進了光明、昂奮的基調和突出了大團圓結局。所以其大量作品洋溢著勝利的歡笑和頌歌，敘述著一曲曲驅霾逐霧“人間喜臨門”的故事。即使現實篇章中最為有“血淚”“苦難”的、反映1957年問題的《兩草一心》等，不僅結局是夫妻完聚，“惡夢醒來是早晨”，而且篇中字里行間透逼出正義必勝的樂觀和希望。正如劉紹棠后來說的：“……沒有著重渲染苦難，而是謳歌人民給受難者以愛護、救助和激揚向上。”劉紹棠這種獨特角度帶著多少有點浪漫的筆調，因而光明的色彩更加艷目，美好的調子更加悅耳，勝利的步伐略顯輕松；這可能帶來某種片面，但他強調了我們民族美學觀的精華，并由此生發，加上鄉土氣息，才形成的它清心暢肺的田園牧歌筆調。其實，這種光明和勝利的偏重，已經不止是“繼承”了，它充滿了歷史進入新中國、新時期才有的時代氣息。作為多數作品主旋律的“造福他人”的美德，就已經超出了“燕趙古風”的積淀，而閃耀著共產主義思想的光華，飽含著“撥亂反正”的今天所要努力造就的時代新風。劉紹棠光明、勝利的作品，在一撥接一撥的傷痕、反思、朦朧文學面前，又顯示了他的獨特本色。
民族傳統的繼承創新上的獨創性當然還表現在語言、結構、手法等其他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故事體”。作為中國古典小說的這一主要特點，劉紹棠充分繼承了它的行云流水的敘述筆法，具相生動的言、行白描以及引人入勝的情節描繪。然而，卻不以故事為重構局，而以人物為中心，枝蔓橫生，漫寫性格，造成了《蒲柳人家》式中篇──總故事粗線簡約，題材一般；人物卻眾多飽滿，小故事琳瑯滿目的新穎而獨特的風格。在這方面，他既像他的不重故事的老師孫犁，又像他運河家鄉善于說書的京東藝人們。這種新型“說書”，在民間文學和當代小說中都是獨具一格的。
劉紹棠發掘、融匯了那么多優秀民族傳統，這在民族虛無主義的潛流若隱若現于當代文壇時，無疑樹起了一面異軍獨起的鮮艷旗幟。而和現代、當代許多努力造就具有強烈中國氣派和中國作風的作家相比，他在探索作品通俗化、民間化以及新中國農民喜聞樂見的形式和審美情趣上所作的努力，又有別人所不企及的獨到之步。他的獨創是鮮明的。正如好幾年前，其風格初展的第一部長篇《地火》寫成時，作品的第一位讀者，一位種菜姑娘說的：“你寫的跟別人不一個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