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若為王》教案1

2.我若為王，將終于不能為王，卻也真的為古今中外最大的王了。“萬歲，萬歲，萬萬歲！”我將和全世界的真的人們一同三呼。
明確：意思說，世界上沒有了奴才，“我”終于不能為奴才們的首領，那么，“我”和所有的人都變成“真的人們”了。對這種景象，“我將和全世界的真的人們一同三呼”。
布置作業
完成“練習三”。

●有關資料

一、關于作者（姚春樹）
聶紺弩（1903—1986），筆名有耳耶、蕭今度等。湖北京山人。1924年入黃埔軍校，1925年進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7年回國，曾任中央通訊社副主任。1932年參加左聯，1934年編輯《中華日報》副刊《動向》。1938年到延安，不久到新四軍編輯《抗敵》雜志。1940年參加《野草》編輯部。1945～1946年任重慶《商務日報》和《新民報》副刊編輯。建國后，任香港《文匯報》總主筆，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兼古典文學部主任。雜文集有《關于知識分子》（1938）、《歷史的奧秘》（1941）、《蛇與塔》（1941）、《血書》（1949）、《二鴉雜文》（1950）、《寸磔紙老虎》（1951）、《聶紺弩雜文選》（1956）、《聶紺弩雜文集》（1981）。另有《中國古典小說論集》《聶紺弩詩全編》。
聶紺弩是中國現代雜文史上繼魯迅、瞿秋白之后，在雜文創作上成績卓著、影響很大的戰斗雜文大家。在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初期，他以耳耶、蕭今度、邁斯、悍膂、淡臺、滅暗等為筆名，以飽滿的革命熱情，創作了大量的戰斗雜文。
對于聶紺弩的戰斗雜文，人們早就給予很高的評價。1947年林默涵在評論聶紺弩的雜文《往星中》時說：“紺弩先生是我向所敬愛的作家，他的許多雜文，都是有力的響箭，常常射中了敵人的鼻梁。”（《天上與人間》，刊于《野草》新四號）解放后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專著也都指出了聶紺弩在雜文創作上的成就。1982年胡喬木在為聶紺弩的舊體詩集《散宜生詩》寫的《序》中說：“紺弩同志是當代不可多得的雜文家，這有他的《聶紺弩雜文集》（三聯書店出版）為證。”（《人民日報》1982年8月16日）雜文大家夏衍在一次座談會上回顧他的雜文創作歷程時說，他寫雜文“先是學魯迅，后來是學紺弩，紺弩的‘魯迅筆法’幾乎可以亂真，至今我案頭還擺著一本他的雜文。”（《雜文復興首先要學魯迅》，刊于《新觀察》1982年第24期）但是，對于這樣的戰斗雜文大家，“人們對他還缺乏研究”（張大明：《雜文還活著──聶紺弩的雜文值得一讀》，刊于《讀書》1982年第10期）。
（節選自《20世紀中國雜文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二、聶紺弩雜文的藝術特征（姚春樹）
談到雜文，人們常會想起瞿秋白在《〈魯迅雜感選集〉序言》里給雜文下過的定義，這就是：雜文是文藝性的社會論文。這個人們習用已久的定義提示了雜文的文藝性、社會現實性和論說性。這三性基本上概括了雜文的基本方面，但無法窮盡魯迅雜文、瞿秋白自己的雜文、我們這里所要論述的聶紺弩的雜文以及現代雜文史上一切雜文家雜文創作的所有特征。事實上雜文不是一種單一的文體，而是一種帶有“雜”的綜合性質的文學形式，瞿秋白所說的文藝性的社會論文是其最主要的形式，但不是惟一的形式，除此之外，還有以記敘為主的雜文，以抒情為主的雜文，還有三者熔于一爐的雜文，但不論是哪一類雜文，雜文的最基本表達方式是形象化說理。這里的說理同議論文的議論略有不同，它可以是以一般的邏輯推理的議論形式直接表現的，也可以是以即事明理和融理于情的間接形式表現的。因此，形象化說理是雜文創作的最主要的藝術規律，是衡量雜文創作藝術的最主要的標尺。馮雪峰論魯迅雜文，說魯迅雜文是詩與政論的結合，朱自清說魯迅雜文充滿著理趣；在我看來，馮、朱二人說的都是指魯迅雜文的形象化說理藝術，意思是差不多的。我以為聶紺弩雜文創作藝術的主要特征是他的雜文創作中充滿著一種啟發人、吸引人、感染人、征服人的理趣美。具體說，他的這種形象化說理的理趣美的藝術魅力，主要表現在說理的生動性、深刻性和多樣性，以及與此相適應的藝術形式的豐富性和潑辣幽默的文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