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若為王》教案1

勇氣和才氣是雜文家不可或缺的一對翅膀。有才無勇固然不可，大徹大悟必須靠大無畏精神來支持，靠“殉道”精神來補充；然而有勇無才也決不是好的雜文家，因為失卻后者，其作品只能變得干巴巴，味同嚼蠟，或者只有骨力而缺乏靈氣。因而諳熟雜文創作規律的日本作家廚川白村曾指出：“作者這一面，既須很富于詩才學殖，而對于人生的各種現象，又有奇警的銳敏的透察力才對，否則，要做essayist,到底不成功”　（語見《出了象牙之塔》，《魯迅譯文集》第3卷。）。聶紺弩無疑屬于那種才氣橫溢、天分極高的作家。有人說他“幾乎是下筆千言，倚馬可待，不會讓人久盼，確是一位七步成章的才子”（語見樓適夷《說紺弩》，《新文學史料》1987年第2期。）。這固然是基于他的先天素質，當他還在剛剛啟蒙讀《三字經》的時候，就曾因“對句”的奇特而將授課先生驚得激動不已；但更重要的在于他的后天修養，因為人歸根結底是社會實踐活動的產物，任何先天素質的深化和提高，只能有賴于作家在實踐活動中博學、冶煉才能完成，《文心雕龍•體性篇》所說的“才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并情性所鑠，陶染所凝”，就不但闡明了作家個性的形成包括先天稟賦、氣質等因素，更強調了后天的學識、實踐的重要性。聶紺弩的文化層次較高，他雖然沒有受過非常系統的高等教育，但知識積累卻相當豐厚，學貫中西，對新事物、新思潮更是如饑似渴地接受。同時他參過軍，從過政，作過編輯，寫過詩歌和小說，到過不少國家，見多識廣，加之肯動腦筋，勤于思索，這就使他的天資得以充分地發展，有條件成為才華型的雜文作家。聶紺弩在雜文創作中體現出的才氣主要有三個方面：敏銳的思維、不拘一格的形式和極富文采的語言。
隨便翻開他的一篇作品，都可以感受到思維敏感而又銳利的特點。聶紺弩觀察生活、捕捉素材的能力特別強，確有巴爾扎克所要求的“蝸牛般的眼觀四方的目力、狗一般的嗅覺、田鼠般的耳朵”。他能夠從一些看似平常的事件中，發現甚或預測階級力量的消長、社會的變化和時代發展的趨向。而尤能體現其雜文敏銳特點的，是在他與論敵論戰中善于發現論敵的言行不一、自相矛盾之處展開攻勢，從而戰勝對手。例如，魯迅逝世后，向培良多次發表文章攻擊魯迅，說魯迅“性情狷急，睚眥不忘，又不肯下人”，“瑣屑爭斗，猜疑自苦，胸襟日益褊狹”。聶紺弩在《魯迅的褊狹與向培良的大度》一文中，以無數的事例解釋了魯迅的“褊狹”與“不褊狹”之后，寫道：和魯迅對于別人的不“褊狹”相反，向培良對于魯迅卻常常是“褊狹”的，“據我所知，他是像伍子胥鞭打楚平王的尸骸一樣鞭打過兩次了。我不知道和‘褊狹’對立的，是不是就是大度，也不知道說別人‘褊狹’，是不是因為自己大度，如果是，向培良先生一次兩次地鞭尸，莫非倒是大度的真正表現嗎？”聶紺弩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有力地回擊了向培良對魯迅的攻擊。其他諸如《老子的全集》《倫理三見》《談雜文》《女權論辨•題記》《頌中國古代的選舉》等文與《魯迅的褊狹與向培良的大度》相比，也都有異曲同工之妙。也正因為聶紺弩具有深邃的思想洞察力和敏銳的眼光，他才能在形形色色的社會和文化現象中，發現表層后面掩藏著的矛盾、荒謬、虛偽的東西，例如，“孝道講得太過，或反為離間恩誼，戕害性情之蟊賊。大舜號泣于旻天，其失也矯；文王為世子，其失也偽，郭巨埋兒，其失也狠；曹娥救父，其失也愚；而一切孝行故事，皆非本有，而為說教者‘創作’，其失也誣”（《諸夏有君論》）。雖系只言片語，卻同樣洞幽燭微，令人回味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