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若為王》教案1

這種敏銳的思維能力還常常促使他能超凡拔俗，在真理的認同上顯示出獨立的價值判斷意識。例如，“知識分子問題”是中國現代史上較為敏感的話題，他能在對知識者的片面責難聲中更多地看到了他們所固有的許多寶貴之處，力抹著被人為地涂在他們身上的種種污垢，并且強調指出：“被奴役被蒙混了幾千年的無智大眾”，“在把知識奪回以前，在爭取自身解放的運動中，正迫切地需要著知識分子的助力”（《關于知識分子》）。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選舉制度，他沒有盲目地視為洪水猛獸，而是在與封建“皇帝老子”“代表人民選舉”的對比中，將其作為鞭撻國民黨政府所謂“民主政治”的參照物（《頌中國古代的選舉》）。最值得重視的是那篇以“推己及人”的方式寫成的《我若為王》，在文中作者沒有一般地批判皇權思想，而是說，“我若為王”之后，肯定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沒有任何過錯，聽不到任何反對的聲音。然而“我”卻翻然醒悟到：“我生活在這些奴才們中間”，“而我自己也不過是一個奴才的首領”而已。王權和奴才是一對孿生子，后者甚至比前者更可怕，它是王權思想賴以生存的溫床。因而作者以滿腔悲憤的心情寫道：“我將變成一個暴君，或者反而正是明君：我將把我的臣民一齊殺死，連同尊長和師友，不準一個奴種留在人間。我將沒有一個臣民，我將不再是奴才們的君主”。作品由對皇權思想的形象化揭示而轉入的對奴性的批判，正是從一般作者和讀者思考止步的地方、從淺嘗輒止者容易滿足的地方起步的，因而顯得新穎、深邃、不同凡響。
聶紺弩反對將雜文形式固定在一個僵化的模式里，他說：“雜文還沒有定型在一種特定的格式里，只要覺得有戰斗性，諷刺性，特別是有寓言性便行了。”（語見《關于雜文文體的通信》，《創作》1982年第1期。）在雜文創作中，聶紺弩實現了他自己的這一主張。他的雜文常常根據內容表現的需要和不同時地、不同審美趣味，巧妙地變幻著各種各樣的形式，顯示出多彩多姿的藝術風貌。他的大量的以立論或駁論為主的作品自不待言，其他的諸如：《闊人禮贊》被他賦予了散文詩般的題目和意境；他把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黑暗專制制度的《韓康的藥店》，寫成了一個富于喜劇性的“新編故事”；《怎樣做母親》在他的筆下，充滿了短篇小說和敘事散文一樣的情趣和波瀾。文學創作常容易被體裁的機械性所束縛，這就是恩格斯所說的“成為分工的奴隸，分工所具有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響”（語見《自然辯證法•導言》）。魯迅逝世后，不少雜文作家逐漸習慣于將自己框定在單一的、狹窄的、封閉的議論圈子里，與其他文學體裁互不侵犯。這樣做固然容易突出雜文的議論特性，但卻妨礙了雜文汲取其他文學體裁的豐富營養，因而也勢必影響其藝術表現力和思想震撼力。聶紺弩的上述做法，不是有意抹殺雜文與其他文體的區別，而是以一種“拿來主義”的眼光和氣魄，兼收并蓄，打破了文學體裁的狹隘局限，使雜文獲得更加豐富的表現力，甚至具有詩的風采和魅力。聶紺弩在創作中揮灑自如地融合多種文學因素，為中國現代雜文創作提供了成功的藝術經驗。
聶紺弩的雜文語言很富有文采。雜文說到底是一種議論文體。由于議論本身的抽象性，如果不是有意打破文體形式上狹隘的格局，可供憑借的技巧畢竟是有限的，這時，語言本身的是否富有文采就顯得十分重要。大約是受魯迅的影響，聶紺弩極少使用枯燥呆板、拖泥帶水、佶屈聱牙的文字。他用筆“曲”卻不蔓，精練含蓄，生動傳神。一些平常的生活現象，普通的人情事理，一經他點化，就妙趣橫生，顯示出神奇的藝術力量。例如《明術》對“鞭尸”現象的抨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