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若為王》教案1

此外，如《韓康的藥店》是現代雜文史上獨具一格的名篇。在這篇用古白話筆調寫成的近似小說的雜文中，聶紺弩把漢代的韓康和《金瓶梅》中的西門慶擺在一起。說的是，韓康有救人濟世之心，他藥店賣的藥貨真價實，門庭若市，生意興隆；惡霸西門慶也開藥店，但因賣假藥，門可羅雀，生意蕭條，他耍弄陰謀霸占韓康藥店，但生意仍然不濟；西門慶不久暴卒，韓康藥店東山再起，門前人山人海。這篇雜文是影射和諷刺國民黨當局的。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反動派查封了深受群眾歡迎的桂林生活書店，并在原地開設一家專賣“總裁言論”的“國際書店”，但生意冷落，無人問津。這篇雜文就是諷刺這一事件的，它沒有什么議論，而是以小說故事形式，形象地說明了“閻王開飯店，鬼都不進門”的道理，是轟動一時的名文。《闊人禮贊》極度夸張又高度真實地描寫“闊人”的言行心理，全文絕大部分篇幅是描寫，只在文章結尾有這樣“卒章顯其志”的議論：“這世界就是這種闊人的世界；……這是幾千年封建制度的成果，世界上一天有這種闊人，就一天沒有民主。”《殘缺國》和《我若為王》則是幻想虛擬的寫法，后者虛擬自己如果“為王”，則妻子就是“王后”，兒女就是“太子”和“公主”，他的話將成為“圣旨”，他的任何欲念都將“實現”，他將沒有任何“過失”，一切人都將對他“鞠躬”“匐匍”，成為他的“奴才”，作為民國國民的他又為此感到孤寂、恥辱、悲哀，文章結尾來了個大轉折大飛躍：“我若為王，將終于不能為王，卻也真的為古今中外最大的王了。‘萬歲，萬歲，萬萬歲!’我將和全世界的真的人們一同三呼。”這虛擬性的奇思異想和戲劇性的突轉、發現，把對君主制度、帝王思想的揭露和否定巧妙地表達出來了。至如《圣母》和《巨象》則在抒情性、象征性創造中，贊美勞動婦女，表示在民族革命戰爭中“小我”和“大我”融為一體的道理。還有如《天亮了》《夢》《獨夫之最后》是對話式的雜文等等。以上都不是以直接議論形式出現的，而是以非議論文形式出現的間接的形象化說理，也都有不同程度的理趣美，這些都是作者的藝術創造。
（節選自《20世紀中國雜文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三、聶紺弩的勇氣與才氣（姜振昌）
清人葉燮說：“文章千古事，茍無膽，何能千古乎？吾故曰：無膽則筆墨畏縮。膽既詘矣，才何由而得伸乎？”（語見《原詩•內篇下》）真正的藝術家不但要有藝術良知，而且要具備藝術勇氣。對于優秀的雜文作家來說更是如此。這是由雜文直接干預現實、參與政治、抨擊邪惡的特性所決定的。在這方面，聶紺弩的表現非同一般。
前面已說過，對國民黨反動統治者及其幫閑幫兇的批判，是聶紺弩雜文的一個重要內容。他曾提醒、告誡自己時時注意“用各種各樣的方法打擊舊世界的統治者”（《天亮了•序》）。可以說這是聶紺弩全部雜文中最有價值、最富生氣的部分。這種傾向還直接影響著他對其他問題的涉及：他抨擊過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禮教，大都是反動統治者用來維護其統治的工具，例如，他指出“孝”道的實質，就是要兒女長大后成為“慣于向強權屈膝的柔順的奴才”，這“于皇帝闊人之流是有利的”（語見《讀魯迅先生的〈二十四孝圖〉》）。聶紺弩像魯迅那樣，敢于用自己的筆對付反動當局的手槍，除了在作品中運用大量隱喻、諷喻之外，被他指名道姓抨擊的國民黨要員就有汪精衛、潘公展、蕭毅肅、孫元良、張篤倫，甚至蔣介石。中國原本是“官本位”的國家，權力意味著一切。因之，封建君臣們歷來都有像神佛一樣的莊嚴相，處處要金妝彩繪，掉一塊皮露出麻布泥胎便是不敬，更何況赤裸裸地點名批判呢？這無疑比泛泛的社會批評要危險、艱難得多。在桂林的時候，國民黨中央圖書雜志審查機關審查的第一個對象就是聶紺弩。重慶的軍政當局也把他視作眼中釘、肉中刺。他常常受到各種各樣的迫害。然而，聶紺弩對此毫無懼色，甚至公開為自己的作品能讓“統治者感到我打在他們身上的拳頭的分量”而驕傲和自豪，他在《天亮了•序》中說：“這是比批評我的人更公平的批評，是比贊美我的人更切實的贊美，這光榮是屬于我的!”從桂林到重慶再到香港，他抨擊反動統治者的雜文越寫越多（在聶紺弩后期代表作《血書》所收的18篇作品中，這類作品占三分之二以上。），這就實在非有一種偉大的勇敢精神支撐不可。如果說，一般作者能做到這樣就已屬十分難能可貴的話，那么聶紺弩則更有其非同尋常的地方：聶紺弩原是國民黨軍官和國民黨黨員，從1928年起曾兼任過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副主任的要職，按說是有所皈依并受到器重的。但他卻不因此而“愚忠”，也不像有些身居官場的知識者那樣將自己陷入一種渴望人格獨立而又有所恐懼的矛盾之中，在心靈深處挑起極不和諧的緊張沖突。他決不放棄批判的權利，并依據內心準則而自由行動，因此便常常遭受“背后的槍擊”。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他因反對國民黨打內戰，主張停止“剿共”聯合抗日，并親自到請愿學生中散發反日傳單，受到反動當局通緝，從此便徹底脫離了國民黨。由此產生的“逆反”情緒無疑加重了他對反動政權的敵意，但這首先離不開他自身所具有的那種“特立獨行”的氣節和勇敢精神。而支持這種精神的，是馬克思主義的識見，是一個正直的、具有良知的作家所不能推卸的歷史責任感。祖國的命運是那么坎坷多難，當權者們是那樣昏庸腐敗，而國人們又大多像“豬羊”一樣地任人宰割、任“監斬官”們“泰然自若”（《懷〈柚子〉》），像母親拷問自己的兒子一樣，聶紺弩不能不作出勇敢的抉擇。歸根結底，聶紺弩對真理和事業有著絕對屬于自己的理解和追求，一旦認準就義無反顧，窮追到底，有的是不受別人命令、不顧個人利害的誠心和勇氣，甚至“勸以爵祿不肯移，懼以斧鉞不肯止”（清•魏禧語）。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土壤上因特殊際遇才產生出的像魯迅所推崇的極有韌性、絕無媚骨、超凡脫俗的“摩羅”戰士一樣的優異之士，五四以后除魯迅、聞一多之外還不多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