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的工作》教學實錄 4份

　　關于解讀的隨意性與言語放逐

　　杰拉德?格拉夫（gerald graff）認為文學研究中發生了所謂“理論的爆炸”。由于語文教學滋生于文學解讀這一土壤，因此也充滿了各種主義。詮釋學、結構主義、建構主義、解構主義等文學理論及其他文學作品研究方法在教學中的介入，使我們逐漸走出封閉圈，不少老師也在這些理論的引導下設計出了很多富有挑戰性的課堂教學，如蔣老師以前的《地震中的父與子》以及《母愛》的教學。

　　但是，如果理論成為一種時髦，或者成為界定一堂課的好與壞，便會與現實語文課堂教學的形成一次錯位。一些老師在教學中行必某某理論，教必做“加法”，特別是一些展示課，老師們不遺余力地將對文本的理解一股腦兒地在課堂中“炫耀”出來。一位浙大人文學院的教授在聽完一些“深度”課的時候說“這樣上，我們怎么辦？”這句略帶揶揄的話，不禁讓人想：真的需要這樣講求“深度”嗎？

　　就拿《一夜的工作》為例，在教什么的問題上，有些老師認為文章語言沒有可以深挖之處，應該朝著各種主義范疇之內進行解讀，例如從利科等接受美學理論出發，“文學文本不只是表層句子所構成，還有體現在話語中的深層意義，而話語需通過解釋者的‘整理’和理解，才能變成一首詩、一個故事等，在此意義上，整理也成為一種文學樣式。”“文本的意義就不局限于作者的意圖或意思，它是向讀者的理解開放的，文本的語境只有就它是想象的而言才是現實的”，從這些角度切入，對文本做純粹個人化的“整理”，“復而發明”，可以從“這就是我們新中國的新總理”這聲呼告中作縱橫捭闔的分析，分析周總理在歷史進程中的地位；運用大量周總理的生活實例結合“總理過來把轉椅扶正，就走進后面去了”這個細節，分析儒雅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獨特氣質；從“一邊看一邊思索，有時停筆想一想”透視建國初期的政治舉措與相關制度；甚至從我與周總理的接觸折射中國知識分子在當時的精神狀態等等。可能有些老師會覺得荒誕，但如果了解可以從“晏子使楚”解讀“規矩”內核，可以從“珍珠鳥”闡釋“籠子”的符號意義，那么上面的“整理”應該都在“情理之中”。

　　為了營造“充滿思考”的課堂，于是上面的諸多處理《一夜的工作》的方式便會帶上“思辯”的崇高，一些老師認為“若語文課堂沒給學生提供足以讓其燃燒的環境，沒有刺激起他對精神世界的強烈好奇，學生就不會產生表達的欲望，沒有表達欲望卻為了配合老師的訓練而進行的表達幾乎是無效的。在這個背景下的表達能力和思考能力的訓練，對學生而言是痛苦的，對教師而言是做作的”，為了增加效度，便采用“在各種新奇的精神歷險中，學生對語言有一種新奇感，他們才樂于高效以及富于想像地使用語言。”

　　教材真的可以這樣去“整理”嗎？

　　諸多思辯可能會拓寬學生的思考領域，但如果采用“在各種新奇的精神歷險中，學生對語言有一種新奇感，他們才樂于高效以及富于想像地使用語言。”，在這里，我不能像李海林先生去旁征博引證明言語與語言對語文教學的意義，我只能粗淺的認為上面所提到的兩方面本身也是二元的，有先天的無法調和的一面。在上面的隨意的解讀中，可以看到“新奇的精神歷險”等屬于“精神實踐”層面，而它的歸結又在“使用語言”這個點上，而這又是屬于“工具實踐”層面，利用思想性去驅動工具性，就像高談勞動的崇高而為了促進鋤頭的鋒利一樣，不在一個領域（層面）上的兩個事物連調和都是困難的，更何況是產生合力呢？試圖通過精神歷險達到語言訓練，導致的結果是造成言語的放逐和語用能力的缺失。

　　（此課獲浙江省第六屆小學語文青年教師課堂教學評比一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