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讀書要有選擇
既然一切書籍都不外乎是人類對于自然現(xiàn)象和社會現(xiàn)象的說明，那么這樣的問題就發(fā)生了：是不是一切書籍的說明都是正確無誤呢？
同樣有了難于計算的年代了，人類從低等動物進化為人類。但也一直到前一世紀的達爾文，才對于人類的起源作了科學的說明。而他的學說產生后，雖然得到了各國的先進的學者和社會活動家的擁護、支持，同時也遭受到各國的教會人士、反動學者和社會活動家的激烈的反對。
這些自然科學的真理的發(fā)現(xiàn)還不過動搖著宗教的統(tǒng)治而已，它們所受到的阻礙已是如此。至于近代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創(chuàng)立人，他們對于客觀世界和人類歷史的規(guī)律的發(fā)現(xiàn)，他們對于現(xiàn)存社會制度的矛盾的分析，他們對于建立新社會的道路的說明，更強有力地動搖著整個舊世界的體系。因此更受到了空前未有的殘酷的壓迫。一直到現(xiàn)在，差不多所有舊社會的學校里，進步的社會科學仍不能公開講授。就是在出版方面，這類書籍也常常受到限制。
在這樣的教育環(huán)境和政治環(huán)境里，反科學的和不夠科學的書籍就自然會大量地產生，傳播，而我們也就有很多機會和可能接受它們的影響。
有一部著名的小說叫《吉訶德先生》，那里面寫一個人因為讀騎士小說讀入迷了，就真的出門去當騎士，于是把客店當作城堡，把*女當作貴婦，把風車當作巨人，鬧了無數(shù)的笑話。許多反科學的書籍愚弄了我們，正如荒唐的騎士小說愚弄了這位可憐的吉訶德先生一樣。
當我在私塾里的時候，我就不相信地是圓的，因為我所讀過的經書里都沒有這樣講過。
后來在中學里愛好起新文學來了，我讀了一篇徐志摩記英國女作家曼殊斐兒的文章。大概因為這類文章剛好接得上我從前讀的那些才子佳人小說吧，我居然喜歡，而且里面有一句話很對我有影響。那時曼殊斐兒問徐志摩：“你弄政治嗎？”徐志摩說：“不。”于是曼殊斐兒說：“那很好，任何國家的政治都是骯臟的。”于是這句話就支持了、加強了我當時不關心政治的傾向。當然，我并不能把我長期脫離現(xiàn)實的原因全部歸罪于這篇文章，這句話。然而，在人的某些關頭，書籍和旁人可能給予的影響是很重大的。那時候我是那樣簡單，想不到政治也有著兩種政治：一種的確是骯臟的，血腥的，為著少數(shù)人的統(tǒng)治；而另一種都是圣潔的，莊嚴的，為著大多數(shù)人的解放。而自以為是不問政治的高等華人和高等洋人，卻其實是依附著那種骯臟的政治而生存的，一點沒有資格自鳴清高。
的確，我們對于許多書籍都應該心懷警戒，籠統(tǒng)地接受，不加思索地信從，我們往往就會被愚弄的。
這也是一條我的讀書經驗：應該批判地讀書，應該養(yǎng)成批判態(tài)度與批判能力。
批判，批判，這不是早已成為許多人的口頭禪嗎？然而嘴里說起來是容易的，真正做起來卻并不容易。
就是反科學的書的作者未有不說他是在宣揚真理的。假若他能自圓其說，頭頭是道，那更容易唬住人了。
什么是我們判斷它們的標準呢？
事實的考驗是最客觀的，也最無情的，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在當時看來，還不過是一種假設罷了，然而它經得住事實的考驗。后來的望遠鏡的發(fā)明證明了它。后來的天文學家的繼續(xù)研究也證明了它。“任何國家的政治者是骯臟的”這種的說法也未始不似乎有道理加之出于漂亮的女作家的嘴里，也許就更動聽了吧，然而它經不住事實的考驗。古代的政治，外國的政治不用說它，就以近代中國歷史來印證。難道辛亥革命也是骯臟的嗎？難道抗日戰(zhàn)爭也是骯臟的嗎？這是說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