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子阿炳與《二泉映月》
阿炳成年以后的性格里有一種驚人的隱忍，對世道人心深刻的懷疑，這和他孩提時代的天真頑皮恰成對比。阿炳是經歷了生命中最大限度的懸殊的火與冰境界的人。他讓這一境界以音樂的形式渲染出來。他把他對人世、生命的終極見解，凝聚在胡琴或琵琶的弦上。可以聽得出來，他性情中最大的成分，仍舊是愛……
這是一種中國式的古樸愛情。阿炳的音樂作品跟他同時代的很多創作都不同。甚至可以說，截然不同！中間劃出了一道很清晰的界線。表面上看，在音樂理想上他是最遠離他那個時代命運的藝術家，但時間最終已經證明，阿炳恰恰是那個動蕩不寧的亂世年代在音樂上奉獻出的第一發言人。可以說，這得益于古代中國存留在像阿炳這樣一名民間藝人身上的光輝燦爛的自然……一份天才的悟性。他既不去刻意反對什么，也不人為地追求什么；在阿炳一生的品質中，人們可以發現，最終領悟到一種古希臘神話自豪感里巨人般的隱忍、順從。在這一痛苦難言的隱忍、順從后面，是一種更為靜寂、優美的聆聽，他只是在聆聽，在命運一次又一次將之推入苦難的深淵之際。他始終沒有放棄自己耳朵里的世界，耳朵里的信仰。悠久的古代中國的自然山水氣息，在阿炳身上是最為充沛。他天生就沐浴在這層光輝里。他長大之后，也充分享受了這一份氣息在自己樂器上的流露。1956年在北京問世的《梁祝》，其音樂空間仍舊是有限的，可以說，對于向往西方精神的新一代知識分子，比較富有優雅感人的魅力。我并不否認，《梁祝》是中國現代最光輝燦爛的音樂作品之一，我只是想說，在藝人阿炳身上，我們是否還能領悟得更多。在阿炳身上，我們隱約看出這么一個創作思想：他既沒有看到任何虛假社會的到來，對聶耳、冼星海他們的民族救亡活動，也無動于衷。阿炳的文化程度并不高，按照現時代的標準，他的學歷不會超過小學三年級。他在音樂上的聽覺，仍舊停留在古老中國的民間鄉里。他的音樂內容和實踐，是離“煽動性”這個詞最遠的。理解阿炳的另一個關鍵是：他本來只是一名流落在中國民間的無名藝人。像他這樣一名藝人，很有可能，在舊時代的中國各地市井鄉鎮，數量也有很多，他們的存在，按照某一類中國藝術的觀念來看，本來就是不入流的。阿炳所代表的那樣一類無名藝人，歷來受到中國所謂的正史的歧視。在某些人，甚至可以說，很大一部分人的眼睛里，完全因為陰差陽錯，我們今天才坐在這里，聆聽阿炳的音樂……。“文明建立在秩序和犧牲的原則之上”，布羅茨基說。阿炳所代表的不是秩序，而是后者。他的創作中自然而然流露出的與普通中國人生活息息相關的氣息，“使他淪為時代的孤兒”(布羅茨基語)。因為從外部環境而言，在一個大動蕩的年代里，一個如1890年—1950年之間的中國那樣的亂世里，普通人的生活已經不復存在。時世如同泛濫的江河，使掙扎其中的無辜百姓在一大片驚恐的呼號和無人理會中四處出逃。阿炳的生活，卻牢牢依附于這種普通人對于其命運的感受，他無意中運用音樂記錄下這一遭遇。從天翻地覆的中國鄉村到最熱鬧的街市，他成了那個時代在情感上最為明晰的見證，包括古老中國的倫理、審美、智慧、道德上的變革的見證。阿炳在世時的年代恰好是中國在最近一千年里發生最大變革的年代。他琴弦上奏出的是真正的亂世之音。他自己也最終被這時代的大漩渦卷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