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的歷史

　　廣州基本信息：

　　廣州是廣東省省會、國家中心城市、超大城市、南部戰區司令部駐地。是國務院定位的國際大都市、國際商貿中心、國際綜合交通樞紐、國家綜合性門戶城市、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從秦朝開始，廣州一直是華南地區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和科教中心。廣州從3世紀30年代起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港，唐宋時期成為中國第一大港，明清兩代成為中國唯一的對外貿易大港。

　　廣州被全球最權威的世界城市研究機構之一GaWC評為世界一線城市;五次被福布斯評為中國大陸最佳商業城市第一位。廣州總部經濟發展能力居中國前三，在廣州投資的外資企業達2.7萬家;世界500強企業288家，其中120家把總部或地區總部設在廣州。廣州互聯網企業超過3000家，誕生了微信、唯品會、YY語音、酷狗音樂、網易、UC瀏覽器等。廣州第三產業占GDP比重達到68.56%。

　　廣州城區常住人口數量居全國第三，20xx年人口增量居中國第一，吸納高校畢業生全省最多。根據國務院規劃，廣州20xx年常住人口控制在1800萬人。聯合國報告指出廣州人類發展指數居中國第一。廣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居全國第三，人均消費額居全國第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住戶存款總額(居民儲蓄存款)、人均住戶存款均居全省第一。

　　廣州擁有82所高校，在校大學生總數達113.96萬人，數量居中國第一;集結了全省97%的國家重點學科、70%的科技人員和95%的博士;各級重點實驗室數量均居全省第一。

　　廣州的歷史：

　　1、鎮海樓(廣州博物館)

　　又名望海樓，俗稱五層樓。位于中國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山(越秀公園)小蟠龍岡上，為廣州城市標志之一。現是專門收藏、展覽關于廣州歷史文物和史料的場所。

　　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年)，永嘉候朱亮祖擴建廣州城，將宋三城(子城、東、西兩城)合并，并開拓北城800余丈，城墻橫跨越秀山，在上面建一座五層高樓以壯觀瞻。建筑有雄鎮海疆之意，故名鎮海樓。

　　廣州城的歷史上，除了鎮海樓，沒有哪座建筑能夠在漫長的6個世紀中都穩居“城標”的寶座。廣州博物館館藏的《十三行油畫》，畫面描繪了清代廣州十三行商船云集的繁榮景象，商館右后方不遠處的一座紅色五層高樓格外顯眼，這就是鎮海樓。藏品中還有一張外國明信片，圖片的主體就是清代的鎮海樓。

　　實際上，在很長一段時間中，鎮海樓就是外國人眼中“廣州”的象征，進一步引申，也就是“中國”的象征。自明代起，漂洋過海的外國商船，一過獅子洋，經虎門北上，沿途可見蓮花塔、琶洲塔、赤崗塔。駛近廣州城外，望到高聳在越秀山上的鎮海樓，便知到了廣州。

　　600多年間，鎮海樓由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而成為兵家必爭之地。清初尚可喜兵抵廣州城下，300守城將士堅守鎮海樓十個晝夜，不眠不休，最后彈盡糧絕，無一生還。如今鎮海樓的旁邊仍存放有一批大炮，是明清時期廣州城防大炮。

　　1883年，正逢中法交戰之時，兵部尚書彭玉麟奉命到廣東督師抗法，以五層樓為海陸兩軍指揮部。1885年，朝廷議和之聲甚囂塵上之際，彭玉麟上書朝廷，力爭抵抗。但清政府最終選擇了妥協，郁悶中的彭玉麟舉目廣州城，撰下了一副廣東最有名的對聯：“萬千劫危樓尚存，問誰摘斗摩霄，目空今古;五百年故候安在，使我倚欄看劍，淚灑英雄!”

　　對于這副對聯，有評論解讀說，聯中“故侯”指朱亮祖，鎮海樓是他建的，如今人亡樓存，可證歷史滄桑。“使我倚欄看劍，淚灑英雄!”則是有感而發，當年彭玉麟因中法戰爭率兵至廣東辦理防務。他是主戰派，反對和議，但最終只得“淚灑英雄”了。此聯先詠樓，后寫人，意境磅礴，不失為一幅佳聯。

　　據《鎮海樓名聯話舊》一文作者陳叔垣先生說，少時他曾隨其父登鎮海樓，親見三樓懸掛木雕對聯，下款署為“宮保雪琴彭玉麟”(宮保是官銜，雪琴是彭的字)等字，五樓則懸掛兩廣總督瑞麟書寫的“鎮海樓”三字。

　　就是說，這副對聯當時懸掛在三樓，是彭玉麟本人書寫的。彭的手跡后來遺失，改由葉恭綽、沈演公、吳子夏等書法家“補書”。現在這副對聯懸掛于五樓，且用兩種字體，由兩位書法家書寫。

　　美國蓋蒂中心收藏了一幅攝于鎮海樓內景照片(上圖)，畫面是鎮海樓頂層文昌、關帝二神像左側的兩位配神。配神前面的香爐上刻有“鎮海樓”3個字，說明照片攝于鎮海樓無疑。照片右邊的柱子上，就顯示出這副對聯下聯的“浩氣，霄漢常懸”幾個字，清晰可辨。在下聯落款位置，還有清晰的“衡陽彭玉麟撰書”字樣。彭玉麟祖籍湖南衡陽，出生于安徽安慶。

　　2、南海神廟

　　南海神廟位于廣州廟頭村, 坐北向南，占地3萬平方米，是中國古代廣州對外海上交通貿易的重要遺址。該廟始建于隋朝，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歷史，世世代代的航海人，起錨前和返鄉后，都要到這里祭拜海神，可以說，南海神廟親眼見證了廣州這一海上絲綢之路重要港口的千載歷史。

　　來到南海神廟，興旺的香火和神廟的恢宏壯觀、古樸大方并不出所料，意外的是那“番鬼望波羅”。廟內東側有一座著中國人衣冠的外國人泥塑像，舉左手遮眉，眺望遠方，他就是來自古印度的朝貢使者達奚司空。為什么咱們中國的神廟里還有這樣一張“黑著臉”的洋面孔?

　　原來關于這個“黑臉”神像，還有一個有趣的傳說呢!

　　據考古專家黃淼章老師講述，這個人是個外國人，名叫達奚，宋仁宗慶歷年間，達奚隨商船沿海上絲綢之路從印度來到中國。回程時，船停靠在神廟碼頭，達奚司空上岸祭祀完南海神，種下了兩顆波羅樹種子，而后迷戀廟中秀麗的景色，流連忘返，以至于誤了返程的海船，船上的人忘記了他，開船走了。他長久地站立大海邊，遠望來時路，后來立化在海邊。

　　人們認為達奚是來自海上絲綢之路的友好使者，即將其厚葬。后來，人們為了感謝達奚帶來的波羅樹，就在南海神廟立起了他的塑像以紀念，并給他穿上中國的衣冠，封為達奚司空。因其塑像望著他手植的波羅樹，故民間又有“番鬼望波羅”之說，有很多人也把南海神廟就叫做波羅廟。

　　3、南越文王墓

　　又稱為南越王墓，是中國西漢時期南越國第二代王趙眜(《史記》稱為趙胡)的陵墓。位于中國廣東省廣州市解放北路的象崗山上，在中國大酒店的北側，越秀公園西側。

　　趙眜是趙佗的孫子，無論是在司馬遷所著的《史記》以及其他一些中國史料中都沒有關于趙眜生父是何人的記載。越南方面的《大越史記全書》則稱趙眜是趙仲始的兒子。[4]漢武帝建元四年(前137年)，第一代南越王趙佗去世。由于他去世時已達百歲高齡，其兒子都已經死去，他的王位交由孫子趙眜繼承，成為第二代的南越王。

　　趙眜即位兩年后，前135年，閩越王騶郢借機向南越國發動戰爭，攻打南越國的邊境城鎮。趙眜剛繼承王位不久，國內民心還不穩，這時只好向漢武帝上書，說明閩越侵犯南越的事實，并請求漢武帝處理此事。漢武帝對趙眜的做法大加贊揚，稱其忠于臣屬之職，不興兵互相攻擊，并派遣王恢、韓安國兩將軍前去討伐閩越。漢朝的軍隊還沒有越過南嶺，閩越王的弟弟余善就發動叛變，殺死了閩越王騶郢，投降了漢朝，于是漢朝的軍隊停止了討伐的行動。

　　漢武帝隨后將余善立為新的閩越王，并派遣中大夫嚴助前往南越國將處理閩越的事告諭趙眜。趙眜得知后，向嚴助表達了對漢武帝的深刻謝意，并告訴嚴助，南越國剛遭受過閩越的入侵，等處理完后事后，他就去漢朝的京城朝見漢武帝。隨后，還派太子趙嬰齊跟隨嚴助回漢朝的朝廷當宿衛。

　　嚴助離開后，南越國的大臣們用趙佗的遺訓向趙眜進諫，勸趙眜不要去漢朝的京城，以免被漢武帝找借口扣留，回不來南越，就成亡國的形勢了。于是，趙眜在以后統治南越的十年中，一直以生病為借口沒有入朝見漢武帝。

　　前120xx年，趙眜病重，其兒子趙嬰齊向漢武帝請求回到南越國。趙眜死后，趙嬰齊繼承王位。

　　趙眜在位一共20xx年，長期患病，性情軟弱，沒什么建樹。他雖然在閩越侵犯南越之時，巧妙的把漢武帝搬了出來，讓漢武帝來對付閩越，而自己不用大傷元氣。但此舉，也使趙佗時期就已經役屬南越國的閩越，和南越國脫離了役屬關系，而直接受制于漢朝中央，使南越國實際上被孤立起來。

　　同時，又使漢武帝找到借口，派嚴助假借表彰趙眜能忠于臣屬之職為名，請趙眜赴京朝見漢武帝，最后迫使趙眜把兒子趙嬰齊送到了漢武帝身邊達20xx年之久，為日后南越國內部之亂埋下了伏筆。

　　《史記》里一直把南越國第二代王“南越文王”稱為趙胡，1983年“南越王墓”被挖掘后，在出土的印章中發現“趙眜”的玉印和“文帝行璽”的金印，經考古學家證實，確認“趙眜”應該是《史記》所載的“趙胡”的真名，“趙胡”可能是司馬遷在編寫《史記》時出現的錯誤;也有可能是班固的《漢書》在傳抄中抄錯，后人又根據《漢書》更正了《史記》中的“錯字”，以致一錯再錯。

　　然而，也有一些學者對筆誤一說提出了異議。學者余天熾、覃圣敏、藍日勇、梁旭達、覃彩鑾等人，在其所著的《古南越國史》中認為南越文王名字不可能出現記載錯誤。他們認為，《史記》對在位時間最短的趙建德事跡記載都尤為詳實，因此對南越文王名字記載錯誤的偶然性不存在;而且文王在位期間同漢朝交往頻繁，名字的筆誤更不可能。

　　他們認為趙眜是趙佗的兒子、文王趙胡的父親(或者趙眜是趙佗的長孫、文王趙胡的兄長)，被趙佗立為太子，未即位就死去了。趙胡將趙眜生前使用的印章帶入墳墓，以示緬懷之意。

　　4、陳家祠

　　清光緒年間，廣東幾個陳姓族人，倡議在廣州籌建一座全省性的陳氏合族祠堂，各地陳氏熱烈響應，紛紛慷慨捐資。

　　1892年，京城傳來喜報：一名陳姓子弟被欽點探花郎。這對在建的祠堂而言，可謂錦上添花。族人驚詫四起，喜不自禁：建祠的功效竟然如此靈驗!于是更大規模的籌資活動開始。

　　1894年，宏偉而精致的陳氏祠堂宣告竣工。這座祠堂，就是聞名至今的陳家祠;而那名高中探花的陳姓子弟，叫陳伯陶，東莞市中堂鎮鳳涌人，他也是修建陳家祠的幾個倡議者之一。

　　陳伯陶五歲就讀，六歲師從廣東歷史上有名的大學者陳澧。他少年勤學，生性聰慧，十歲便能背誦五經。某日，父親的兩位朋友方文炳(東莞報功祠四君子之一)與方應錫來訪，夜飲，見伯陶夜讀，就出上聯為“半夜讀書燈火細”的對聯叫伯陶應對。伯陶應聲說“三更飲酒月輪高”。聽后，方文炳對方應錫說“此佳婿也”。方應錫即與陳家訂立婚姻，把次女許配給陳伯陶。

　　21歲，陳伯陶中了秀才，25歲時獲鄉試第一名。老師陳澧更以對聯贈送給陳伯陶，勉勵他“文章高似羅浮頂，科第連登會狀元”。可惜，此話并未“一語成讖”，光緒十八年陳伯陶復出應試，在殿試中初置第一，也就是狀元。然而在試卷中，他將“宣撫司”寫成了“宣慰司”，因此被壓在第十名之外。所幸得到咸豐朝狀元、戶部尚書翁同和為他據理力爭，謂此積學之士，故改列第三名，成為了東莞歷史上唯一的文探花。

　　在這之后，38歲的探花郎陳伯陶，歷任云南、貴州、山東鄉試副考官，文淵閣校理，武英殿纂修，國史館總纂，憲政編查館一等諮議等職。雖沒高官厚爵，而對于生性不善逢迎的陳伯陶而言，也稱得上青云直立。即便在甲午戰敗、戊戌變法等事件沖擊下，陳伯陶也是不為所動、坐懷不亂。

　　庚子亂起，八國聯軍攻陷京師，光緒和慈禧倉惶出逃。陳伯陶仍不為時勢所動，早在1898年，他便親自見證了李鴻章代表中國與英方簽署《拓展香港界址專條》，強租新界及香港地區235個島嶼99年的恥辱之事。兩宮返京后，陳伯陶入職南書房，后被派往日本考察學務，歸國后出任江寧提學使。陳伯陶重視國學，曾四處奔走，游說勸諭國內外華人華資辦學以振興中華。

　　，陳伯陶協助當時的兩江總督端方，在六朝古都南京創辦國內首個培養僑生的學堂，目的是培養華僑學生的國文及國語等，并由陳伯陶命名―――暨南學堂，也就是今天廣州暨南大學的前身。陳伯陶更以提學使身份，兼任暨南學堂監督，親自制定辦學章程和經費預算。他與中國教育的深厚淵源，由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