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課堂教學的“工具性”和“人文性”

              寧波信懋學校     周開親

內容提要：語文課程“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的性質雖然已經在新課程標準中明確確定，成為廣大語文教師的共識。但并不意味語文課堂教學只有唯一一種正確的形態，或者要在一堂課中兩者并重。語文教師完全可以在遵循語文教學規律的前提下，“因課而異”，拋開工具人文之爭，不求一堂課的面面俱到，而要著眼于整個學習階段，既注重語言能力培養，重視聽說讀寫四種能力的同步發展，又注重思維能力、審美情趣、健康人格的培養，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特別指出，在具體語文教學實踐中，人文性和工具性并非壁壘分明，遙如兩極。                     

關鍵詞：課堂教學，工具性，人文性

錢夢龍說過：“一位語文教師，如果確實教得學生能夠熟練地運用民族語，能讀會寫、能言善聽，則厥功至偉，此外還有什么呢？”韓軍曾發問道：“語文教育到底應著重于語言技術之應用，還是應著重于奠定人的精神根底？或者說透一點，語文教育說到底是一門語言技術應用性課程，還是一門精神奠基課程？”然后斬釘截鐵地回答：“語文教育就是精神教育。”像上面這種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爭論在語文界似乎從未停止。而對廣大中學語文教師來說，自語文新課程標準實施以來，盡管“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說”成為一種共識，但真正落實到具體的語文教學實踐中，卻有頗多迷惑與分歧。近幾年許多優質課、觀摩課后的評棵時，經常會聽到類似這樣的話：這節課突出了語文的人文性，卻沒有體現工具性，抑或相反。記得寧波萬里學校的干國祥老師在慈溪某中學上《斑羚飛渡》一課，在干老師有效引導下，師生互動良好，學生思維活躍，整堂課充滿了思想與情感的激蕩與流淌。課后，干老師的這堂課成了評課的風暴中心，贊譽的稱為“耳目一新，給語文課注如強烈的思辯色彩，人文色彩”，“語文課原來還可以這樣上”等等，批評的則認為“沒有體現工具性”，“雖然從文本出發，但是如同哲學課，主題活動課”，褒貶的依據便是人文與工具之爭。由此，我發現對語文的“人文性”和“工具性”這個問題，有一些老師陷入了誤區，那就是以為一堂語文課必要其既明顯體現工具性，又明顯體現人文性。

其實，做到這樣的“折衷”或者“全面”有些課完全可以，但堂堂課如此我覺得不太現實。“人文性與工具性的統一”是語文課程的基本特點，是從大語文的角度來說的，并非針對一堂課。湖南師大的程達老師從現代語文終身教育的觀點出發，就曾提出語文課堂學習小學側重漢語文字，中學側重漢語文章，大學側重漢語文學。顯然，從一個人的語言積累、語文學習過程看越是在學習的起始階段，語文的工具特點越鮮明，越是在高級階段，語文的人文精神越凸現。評價一個老師的課，單憑一堂課就作結論，有失偏頗。因為小至一個單元，大到整整三年，語文老師要給學生的既有知識、技能，又有思想、情感、價值觀等等，“教學有法，亦無定法”，只要依據具體的課型，遵循語文教學規律，“因課而異”，可以是一堂課的知識技能的講授訓練，也可以是一堂課的思想情感、價值觀的啟迪、熏陶。只要這堂課從語言文字出發，從文本出發，老師成了語文課程的開發者，對文本的解讀既到位又不乏自己獨到的見解；學生掌握了知識，提高了能力，或開拓了視野，激蕩了思想，都是一堂值得稱道的語文課。就如同看武俠小說，最認同金大俠的“天下武學，殊途同歸”。學一句李鎮西的“管他工具不工具，管他人文不人文”（《關于活動課“綠的暢想”的爭論》，《語文教學通訊》）。現在，有關語文評價正在深入改革，由以前的過于注重選拔和甄別，改為形成性評價和終結性評價相結合，定性評價和定量評價相結合，教師評價、學生的自我評價與學生間互相評價相結合，其目的是改進教，改進學，促進學生的發展。那么，對我們的語文課堂的教學，在肯定其在整體上要從知識與能力、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幾方面進行評價的前提下，針對一堂課，我們是否可以有更彈性，更適應新課程改革的評價尺度，不要求一堂課的“面面俱到”。這樣，我們的語文課程會更開放有活力，更促使我們廣大的語文教師擁有獨立思考，做課程的開發者，注重自身的閱讀積淀，拓展自身的精神領地和人文視野，不以一二堂表演課為榜樣，不僅僅滿足于“技術崇拜”或“理論快感”。真正給學生以“語文”的素養，替學生打開通往更廣大世界的一扇窗。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具體的語文教學實踐中，某些看上去是體現了語文“工具性”的環節，其實也體現了“人文性”。或者說人文性與工具性并非壁壘分明，遙如兩極。語文這門學科，由于其承載的內容所具有的“百科性”，在古代曾是無所不包。在今天，她在促進各門學科相互聯系、整合方面起著關鍵的作用。《龍門新語文》顧問顧黃初曾說，走向綜合是世界各國母語教育的大勢所趨。各國母語教育的綜合性，表現在重視聽說讀寫四種能力的同步發展，表現在注重語言能力培養的同時，注重思維能力、審美情趣、健康人格的培養，將語言教育與學生的學習、活動、生活緊密結合起來。例如2005年10月，鄞州區語文教研活動在云龍中學展開，馬曉奕老師執教公開課《世界何時鑄劍為犁》，這是一堂綜合性活動課。作為一堂成果展示課，從學生表現看，無疑是很成功的。學生參與面廣，以詩歌配樂朗誦、視頻戰爭短片的觀后感、戰爭故事講述、戰爭新聞報道、演講等形式分組展示對戰爭的認識，對和平的呼喚。學生搜集整合了大量資料，動筆寫下了自己的心聲，并聲情并茂地表達出來，無疑從聽、說、讀、寫這四種能力上都進行了訓練，而這種語文能力的實踐活動又滲透著學生濃濃的情感，凸現著學生對戰爭的思考，很難說工具性占多少，人文性又占多少。最后的暢想時分，動筆寫下一段和平鴿的話，既是現場寫作的訓練，又是情感激蕩后的井噴。可以說，在語文教學的每個環節中都不存在著單純的“工具性”，也不存在單純的“人文性”。任何一次“技能”的訓練，任何一種“知識”的獲得，任何一個教學設想的具體實施，都“沾染著特定價值觀的色澤，黏附著特定的價值觀”。（王榮生語）

“確定語文課程“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性質，并不意味著語文課程與教學只有一種唯一正確的形態。語文課程與教學的取向之爭依然存在……建立語文課程與教學具體形態多元并呈的格局，是迫切的工作。”（王榮生《語文科課程論基礎》）看來，永遠不會存在一種一勞永逸的，理想的，公式化的課堂模式，但是，相信通過上下求索，我們走一步，再走一步，一定可以抵達更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