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變

面對危險的形勢，光緒帝和維新派沒有自己可依賴的軍隊，也不敢發動群眾，于是拉攏掌握新建陸軍的袁世凱。袁世凱一向是政治兩面派，當年袁世凱把康有為的“萬言書”遞交到督辦軍務處，并參加強學會。在變法運動達到高潮時，袁世凱派徐世昌到北京與維新派聯系。這些現象讓維新派認為袁世凱是支持變法的，于是光緒帝接受了維新派“撫袁以備不測”的主張，召見握有重兵的袁世凱，特賞候補侍郎，專辦練兵事務。可是袁世凱卻是個政治上首鼠兩端的人，在考慮政治得失后，暗中和實權派的慈禧等守舊勢力勾結。
新勢力力圖通過西方勢力的干預改變被動局面，自然也是沒有結果。
二、 百日維新的失敗
（1） 光緒帝授密諭
光緒帝在短短的幾天內進行了一系列維護改革的舉措，在守舊勢力看來光緒帝聽信“康黨”之言所采取的激烈舉動，已大大違背了“祖宗之法”，危及到了權貴們的切身利益。經過密謀，決定奏請慈禧“訓政”，中止光緒帝處理政務的實際權力以扭轉局面。而掌握實際最高權力的慈禧從一開始就希望所謂的變法在她能接受和控制的范圍內。可是光緒帝竟然自作主張，慈禧自然惱怒。在光緒帝提出想建懋勤殿進行議政時，慈禧不準，且訓斥光緒帝。光緒帝驚慌失措，迅速召見楊銳商議對策，授密諭，表示自身難保，求救。再次召見袁世凱，進一步拉攏，擢授侍郎，專辦練兵。并暗示他可不受榮祿節制。面對危急的形勢，康與林旭、譚嗣同、梁啟超等共商，決定勸袁舉行政變。袁世凱不置可否。這一幕反映了光緒帝和維新派窮于被動應付，胸無良策。此時大有“風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2）光緒帝接見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是日本前首相，對日本的明治維新的成功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日本為了和俄國爭奪在華權益，表示愿意幫助中國改革。伊藤博文訪華就是為了此目的。光緒帝“決意欲開懋勤殿選集通國英才數十人，并延聘東西各國政治專家，共議制度，將一切應興應革之事，全盤籌算，定一詳細規則，然后施行” 。這里說的東西各國政治專家，具體是指日本的前首相伊藤博文和英國人李提摩太，皇帝準備聘請他們為顧問官。目的有二：其一是貫徹維新派的一向主張聯合英、日以抗衡俄國的外交路線，試圖依靠英、日的幫助，來鞏固皇帝和維新派的地位，對慈禧等守舊派構成威懾；其二向日本學習明治維新的經驗，由伊藤指導變法改革。9月11日，伊藤博文以所謂私人游歷的身份來到天津。他的到來使守舊派感到十分恐懼，擔心外國人會干涉清廷的內政，支持光緒帝。伊藤博文訪華增加了慈禧的恐慌和不滿，慈禧擔心淪落和日本守舊勢力一樣的結局，于是加快了政變的步伐。
（3）戊戌政變
御史楊崇伊請太后訓政，慈禧自頤和園還宮，榮祿節制的董福樣軍入京，聶士成軍向天津集中，開始軍事布控。慈禧開始了新一輪的“臨朝聽政”，對外稱光緒帝身體不佳，將之安置在瀛臺，實際是囚禁光緒帝。在威迫下光緒帝發布上諭，懇請慈禧重新主政，并下令搜捕康有為。慈禧由暗中控制到公開干涉了。是什么原因呢？光緒帝和維新派全變、大變的急進變革主張，造成整個社會結構的強烈震蕩，使許多與現存社會有利害關系的社會集團和政治勢力覺得受到了威脅 。百日維新期間，上諭達一百一十多件，光緒帝嚴懲阻撓變法的官員，樹敵太多。至于廢除八股改革科舉制度，又在龐大士人群體中引起普遍恐慌。慈禧采取措施，以穩定政局。同時以“結黨營私，莠言亂政”的罪名密令搜捕康有為及其弟康廣仁。雖然因捕拿康氏兄弟使得京城氣氛一度緊張，但形勢基本上較為平和，對于皇帝特擢的軍機四卿亦只是不再入值而已，其他與康關系密切的新黨人物也未受到波及，至少慈禧等人并不急于要大規模的血腥鎮壓。事態在23日突然發生了逆轉，京城的氣氛再度緊張，這種變化則是袁世凱告密直接引起的。維新派有針對慈禧的兵變計劃，直接威脅到她的地位和生命。光緒帝陷入“謀逆”一案，無法辯駁，從而招致慈禧的痛恨，于是下達逮捕軍機四卿和其他維新人士。康有為得到消息迅速離開北京，逃往香港。梁啟超化裝離開北京，逃亡日本。而譚嗣同、楊銳、劉光弟、林旭、楊深秀、康廣仁六君子命喪頑固派的屠刀之下。這里著重要提到的是譚嗣同，在可以逃生的情況下，決意用生命喚醒民眾，挽救改革，昌盛中國，從而慷慨從容赴刑場。鮮血染紅了這片多災多難的土地，鮮血也警示歷史：在當時的中國和平改良道路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