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么這樣教《牛郎織女》—— 語文教育何處尋(竇桂梅)
我愿我能在橫過孩子心中的道路上游行，解脫了一切的束縛�！└隊�
一、 緣起：文學對岸的理性皈依
語文教育究竟要讓學生學些什么呢？按照葉圣陶先生的觀念，學習語文就是“學習本國的語言文字”。在當時的背景下和此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以葉老的解釋作為選文、文本解讀與教學預設的前提，形成的重視剖析內涵、以讀帶講、咬文嚼字的語文課堂，堪稱語文教學的經典。同時，今天強調“語文是文學”、“語文教育是人的教育”的專家也大有人在。
這使我們不由得想起王榮生在《語文課程論基礎》中提出的，我國的語文教育研究，有一個“性質”的難題——語文科的性質是什么？語文科自1904年設科以來，人們對它的現狀就從來沒有滿意過�；谧兏铿F狀的良好出發點，人們紛紛對語文學科的性質給出自己認為的“應該是什么”，提出：語文即道德、語文即工具、語文即人文、語文即生活、語文即文化、語文即語感。但是，所有這樣的定位通常以“我認為”的形式呈現出來，以“某某認為”的形式加以論證。換言之也就是說：我的主張雖然在現實中尚未得到證實，或者不一定能夠得到證實，但我個人認為我的觀點是正確的。按照這樣主觀判斷所謂“正確”的命題指導的語文教學實踐與研究，從一開始就帶上了主觀主義的烙印。當然這其中也包括我們所提出的“主題教學”。
原點的問題盡管重要，但給出結論絕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以哲學為例，對于物質、意識關系的思辨，爭論了幾千年，今天依然沒有一個固定的、顛撲不破的結論。遷移到語文學科的教學，我們是否應當考慮，這樣的一門迅速發展不過百年的學科，是否能在短時間內給出“性質”原點的結論？如果不能，我們又應當做什么呢？無外乎兩種選擇，一是選定自己認為正確的理論，在實踐中為之尋找論據，證實或證偽；二是探索，擺脫一遍又一遍地重復自己，不作契訶夫筆下的“套中人”，在問過自己“從來如此便對么”之后，不因循，敢于銳意追尋，盡管尚不能回答“語文應該是什么”，至少能發現“語文還可以是什么”。
基于后者，面對語文教學，我們可以一如既往將“讀”進行到底、將感悟滲入骨髓，可以繼續在詞句訓練上花功夫、做文章。但同時我們也需要思考，固守一隅、不顧其他，是否是最好且唯一的選擇，我們為什么不能走得更遠點、更快點？兒童的語言學習的確應該“兒童”一些，簡單、清淺、有趣。然而，也有人說兒童就是哲學，兒童也應當有屬于自己的深刻。我們可否在兒童的語言學習中，真正將兒童當作成長中的兒童，而不是當作不變的、長不大的幼稚兒童呢？在基本問題沒有給定結論的時候，語文教學應當存在現行模式以外的多種可能性。
也正是基于后者，即便是對我們自己提出的“主題教學”，我們也不把它當作結論，固守不變，我們希望不僅僅停留在“語言和文字”訓練的程度與層面上，我們還要繼續向“語言和文字”之后的縱深前行。深入學習與思考之后，我們發現各種性質論實踐的媒介，不外乎就是文學作品。而且，按《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語文”一詞本身就應當有兩重含義，一是語言和文字，二是語言和文學。
文學是生命的表現，而且“文學——其實一向是教育的伙伴。文學的發展和受教育的要求的發展，一向是平行的”（杜勃羅留波夫）。于是我們借用《現代漢語詞典》中對“語文”的第二種解釋——語言和文學，力求在教學中，以文學的方式呈現語文，從選文、教學預設到最后的課堂呈現，緊緊抓住“文學”這根主線，力圖讓我們的教學從理論指導到實際操作，從內容到形式都脫離文字的束縛，抵達文學的對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