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結構教學論綱

面對這種情況，究實而論，“工具論”著眼于語文的學科性質，比較準確地道出了語文學科的基本特性；而“人文論”則從“人的發展”的內在機制的激發和培養方面，明確了語文教學的有效途徑，兩者本是互補而非對立的關系。雖各有側重，但并不矛盾，為何二者要陡起爭端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二者都只從自己的局部去考慮問題，而未能從宏觀上去廓清語文學科和語文教學的異同。就其共同點來說，既非“工具論”所說的“語文是學習和工作的基礎工具”，也非“人文論”所說的“以流動于課文言語中的真善美的生命活動、精神活動去規范、提升學生作為人的生命活動、精神活動。”而是二者相對獨立相對固定的特殊有效的結構現象。語文學科所包含和研究的對象是語言自身及其組合規律即結構，而語文教學所包含和研究的對象是教師教授語文的途徑、方法和規律以及學生學習的途徑、方法和規律也即結構。這樣一來，無論是從語文學科學習的材料屬性，還是從教與學的角度來看，都要抓住“結構”這一中心。

對語言和言語的理解，我們可以從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和西方文本主義的闡釋學得到有益的啟示。語言不僅僅是人類的重要交際工具，也是思維工具。對此，薩丕爾說：“語言指的是人具體地怎樣思維。”（《語言論》）我們認為學習語言最重要的目的就在于掌握語言的結構形式，以便學會運用語言“具體地思想”。美國教育家布魯納曾說：學生對結構的學習經常是無意識的。并且他還強調說：“不論我們選擇教什么學科，務必使學生理解該學科的基本結構。這是運用知識方面的最低要求，這樣才能有助于學生解決在課堂外所遇到的問題和事件，或者日后課堂訓練中所遇到的問題。”布魯納的結構性原則給了我們有益的啟示：要選擇適當的知識結果，并選擇適合于學生認知結構的方式，才能促進學習。教學內容與學生已有的知識結構之間，知識結構應與學生認知結構相匹配。

在對文章結構的學習和運用上，古人的不少事例可以給我們直接的啟示。如桐城派古文家劉開的《問說》在結構和寫法上就模仿了韓愈的《師說》。像這樣的例子不少，毋須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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