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紀

　　案：《戰國策·齊策一》：‘邯鄲之難，趙求救于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鄒子曰：“不如勿救。”段干綸曰：“弗救，則我不利。”田侯曰：“何哉？”“夫魏氏兼邯鄲，其于齊何利哉！”田侯曰：“善。”乃起兵，曰：“軍于邯鄲之郊。”段干綸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夫救邯鄲，軍于其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承魏之弊，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乘魏之弊，大破之桂陵。’

　　《存真》列此條于桂陵之戰后，《輯校》移于戰前，《訂補》從《存真》。據《戰國策》，襄陵之圍應在桂陵戰前，《輯校》是。

　　［六五］《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七年，齊田期伐我東鄙，戰于桂陽，我師敗逋。《水經·濟水注》

　　《紀年》謂之徐州子期。《史記·田敬仲完世家》索隱

　　王劭按《紀年》云：梁惠王十七年，齊田忌敗梁于桂陵。《史記·孫子吳起列傳》索隱

　　案：雷學淇《竹書紀年義證》卷三七云：‘田期即田忌。《史記·孫子列傳》索隱謂王劭按《紀年》“梁惠王十七年，齊田忌敗梁桂陵”。《田齊世家》索隱于“田臣思”下注云：“《戰國策》作田期思，《紀年》謂之徐州子期，蓋即田忌也。”王氏、司馬氏皆謂田期即田忌，是相傳之舊說如此。蓋名忌字期，邑于徐州，故云然也。’《義證》又謂《水經注》所說桂陽即桂陵，非是，以桂陽為桂與陽二地，王劭乃誤據《水經注》之說，改桂陽為桂陵。陳夢家《六國紀年表考證》從其說（《燕京學報》第三七期頁一六六）。案《水經注》云‘又有桂城’，其下即引《紀年》‘戰于桂陽’為證，是桂城即桂陽；又在引《紀年》之后云‘亦曰桂陵’，是桂陽亦即桂陵。據《水經注》之文‘亦曰桂陵’一句，似指所引《紀年》而說，即一本‘桂陽’作‘桂陵’，酈道元兼見兩本，故有此語，而王劭所見，則僅為作‘桂陵’之本。此當為和嶠、荀勖本與束皙本之異，作‘桂陵’者疑非王劭所誤改。

　　《史記·孫子列傳》：‘其后，魏伐趙。趙急，請救于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余之人，不可。”于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卷，救□者不搏□，批亢搗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于外，老弱罷于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沖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于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于桂陵，大破梁軍。’一九七二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所出《孫臏兵法》竹簡，《擒龐涓》一篇記桂陵之戰，稱田忌為‘忌子’；《陳忌問壘》一篇稱‘陳忌’，陳、田古通。

　　［六六］《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七年，東周與鄭高都、利。《水經·伊水注》

　　［六七］王劭按《紀年》云：宋剔城肝廢其君璧而自立也。《史記·宋世家》索隱

　　案：《存真》列于惠成王十七年，云：‘洪氏本在烈王六年，惠成王元年。然惠王十四年，宋桓侯朝梁，則洪氏誤也。今移于此，俟考。’洪頤烜《校正竹書紀年》卷下系于烈王六年，云：‘此條本脫，從《史記·宋世家》索隱引補，“璧”下疑脫“兵”字。’《存真》所謂洪氏本即此。郝懿行《竹書紀年校正》卷一三補于烈王七年，與洪氏同誤。雷學淇《考訂竹書紀年》卷六系于惠成王十五年。《輯校》附于‘無年世可系者’。今姑從《存真》。

　　《史記·宋世家》：‘辟公三年 卒，子剔成立。’以剔城為桓公之子，父子繼位，其間 無廢奪事，與《紀年》、《韓非》等書大異。《韓非子 ·二柄》：‘田常徒用德而簡公弒，子罕徒用刑而宋君 □。’又《內儲說下》：‘戴歡為宋太宰，皇喜重于君 ，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外 儲說右下》：‘子罕為出彘，田恒為圃池，故宋君、簡公弒。’韓非所云‘子罕’、‘皇喜’即剔城肝，子罕 為戴氏，戴氏奪宋猶田氏之代齊。蘇時學云：‘戴氏篡 宋之說，雜見于《韓詩》、《淮南》、《說苑》諸書， 而莫始于《韓非子》。《韓非子》曰：“戴氏奪子氏于宋”，又曰：“司城子罕取宋”，又曰：“戴歡為宋太 宰，皇喜重于君，二人者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 而奪之政。”韓非于此事固屢言之，而必與齊之田氏并 言，明田氏與戴氏皆篡之臣也。而《呂氏春秋》于宋偃之亡，亦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不言子氏而獨言戴 氏，則戰國之宋為戴氏之宋，而非前日子氏之宋固甚明 。然韓非既言戴氏，又曰皇喜、曰子罕者何也？則戴其 氏，而喜其名，子罕乃其字也。凡名喜者多字子罕，若鄭之公孫喜字子罕是也。……或曰：戴氏之篡宋固然矣 ，然則其篡宋當以何時歟？按《紀年》云：“宋易城肝 廢其君璧而自立。”璧者宋桓侯，而易城肝殆即司城子 罕歟？’（見陳奇猷《韓非子集釋》卷二頁一一四至一一五）蘇說是。‘司城’、‘剔成’一聲之轉，‘罕’ 與‘肝’同聲通假。‘司城子罕’、‘ 皇喜’即剔城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