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為師，終生為父——再讀《藤野先生》
《藤野先生》是我本學期遇到的第二篇魯迅先生的文章。
想起開學初時教的《一件小事》，我的心中頗不舒坦。如果用生搬硬套、穿鑿附會這類詞語來形容當時的教授過程一點兒也不為過。
一個人力車夫扶著一個并非自己撞傷的老女人去了巡警分駐所。他這是同情與他一樣同為社會底層的老婦人嗎？既是同情她人遭遇，又何必去警察那兒呢？有必要去判個公道嗎？若不是，完全可以置之不顧，自顧賺自己的錢好了。面對弱者，根本無需警察出面，因為欺善怕惡本是人性的弱點。
我是無論如何也理解不了那位車夫的所為的，更別提時隔八十年的孩子們疑惑重重了。幸虧，那是一篇小說。
可教授《藤野先生》一文時，我的心境就完全不同了。
它再一次帶著我走進魯迅先生。讓我再一次感受先生筆下的教師形象，體味一位教師的可貴之處。再一次從字里行間感受先生的愛國情懷，感受這位“真的猛士”細膩敏感的一面。
先生回憶道：藤野老師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偉大的”。他把老師的照片掛在寓所的“東墻上書桌對面”，“增加”自己戰斗的“勇氣”。這不覺讓人羨慕起藤野先生來了——一個教師一生受這樣一位學生愛戴至如此，也不枉此生了。
生活清貧簡樸，素面朝天是我們教師的本色；工作認真負責，兢兢業業是一個教師的起碼素質；對待學生既嚴又愛是一個老師的起碼的責任。我們許多教師在教育第一線上勤勤懇懇，做的遠甚于藤野老師了。難道我們的學生頭腦里會冒出“偉大”這樣的字眼嗎？要做到讓自己的學生終身感恩決非易事。而魯迅先生“眼里”和“心里”的這位老師卻是“偉大”的。
這是怎樣一位老師啊！出于好奇，我查閱了有關藤野嚴九郎的資料。藤野嚴九郎在日本并非著名學者，其言行也并非楷模。后來，甚至由于學歷不達標而被仙臺醫專解聘，回家靠開診所度過并不得意的一生。對這位老師的印象還可以在魯迅先生的筆下找到一二。初見老師，他“黑瘦，八字須，戴著眼鏡”，說話聲調“緩慢而很有頓挫”，“穿衣服太模糊”，“冬天是一件舊外套，寒顫顫的”。可見，生活中的藤野是簡樸而馬虎的。雖然學歷不高，但治學卻是認真而嚴謹的。“大約是星期六，……他正在研究著頭骨，后來有一篇論文在本校的雜志上發表出來。”
在與老師的相處過程中，魯迅先生回憶了四件事，添改講義是他印象最為深刻、最使他“不安和感激”的：“不但增加了許多脫漏的地方，連文法的錯誤，也都一一訂正”。講義不是作業 ，而是一個學生做的筆記。我讀書工作快半輩子了，也沒聽說哪個老師要查學生的筆記的。檢查筆記本不是一個老師的職責。其次，文法應該是指日語的語法，我想這也應該不是藤野（一個骨學教師）的職責范圍內的工作吧！更何況，“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給他看一回”，“一直繼續到教完了他所擔任的功課：骨學、血管學、神經學”。一個老師關心學生學習至如此程度，誰能不為此動容？這種偏愛是顯而易見的。我們現在僅僅用“毫無民族偏見”這樣的評價 似乎還不足以確切的品評藤野老師的所為。我想，藤野老師并非對每位學生都如此“偏心”吧。否則，怎會有“坐在后面發笑的上學年不及格的留級學生”。要知道，而今我們這些教師可“偏愛”后一部分學生呢！！倘若偏愛成績優秀的學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魯迅先生當時“在中間，不過是沒有落第”。 藤野老師偏愛的是一個成績平平的仙臺唯一的中國留學生。據藤野老師自己回憶，“我少年時候，曾經跟隨一個姓野阪的先生學過漢文，因此一方面尊重中國的先賢，同時總存在著看重中國人的心情，這在周君就以為特別親切和難得了吧。”原來，藤野老師從小受過中國文化的熏陶和哺育。我們已不難理解藤野老師對一個中國留學生的情懷了。正是這種“親切”和“看重”，招來了其他同學的不滿和嫉妒，才會有翻檢講義事件及匿名信事件這樣一些卑劣的舉動來。
一個日本教師的中國情結，就可以作成魯迅先生“眼里”和“心里”“偉大”的老師嗎？
看看糾正解剖圖時的“和藹”；看看對“我”解剖尸體一事從“擔心”到“放心”的“高興”；看看離別時的“悲哀”、“凄然”、“嘆息”、“叮囑”。文章中所用的每一個字眼都是一個學生心中對教師一種感覺后的想象。他為何會有這樣的情感？是什么原因使之如此感激、如此高度評價一個日本教師？僅僅是老師對他的這種“偏愛”而感動嗎？我們不妨回過頭來回憶一下這位文豪所處的家庭背景和年代背景，或許能夠理解一個文人的細膩與敏感。這還得要從頭講起。
先生原是名門之后。他的 祖父周福清被欽點翰林，周氏家族因此進入最輝煌的時刻。你若去過紹興，參觀過魯迅祖居與魯迅故居，便能感受到周家門第之顯赫，門庭之氣派。然而，成也祖父，敗也祖父。魯迅13歲那年，祖父因科場舞弊案下獄，父親也被革去秀才身份，從此一蹶不振，借酒消愁，后被病魔所纏，又被庸醫所誤，不幸英年早逝。家道因此中落。魯迅的回憶中有的是對母親的敬愛與遵從，接受母親安排的無愛的婚姻，接受母親送他的 禮物——朱安，可是，先生的筆下卻少有父親的形象與點滴。記得的 只是久病的父親，出入當鋪買藥的 情景。是否可以作出這樣的 推斷，少年魯迅缺失了父愛。所以，當二十多歲的他得到藤野老師的特別關照時，心中不免產生久違的親切——那是象父親一般的愛。此其一。由此，我們也不難理解魯迅先生為何把老師的照片掛在東墻上了。
其二，家庭迭變使這個小康之家陷入困頓，少年魯迅被迫出入當鋪，橫遭奚落欺詐，飽嘗人間冷暖，這給少時的他留下刻骨銘心的 創痛。先生曾回憶道：“有誰從小康人家而陷入困頓的么，我 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 真面目。” 先生留學日本的 時候，正是日本國力逐漸強盛起來之時。自1894年甲午中日海戰殲滅北洋水師后，日本舉國都彌漫著軍國主義氣息和鄙視中國的風氣。藤野老師回憶說：周君來的 時候是中日戰爭之后，又過了相當的年數。很可悲的是，當時日本人還罵中國人作“豬頭三”，在這惡罵風氣的 時候，所以同級生中也有這樣的一群，動不動就對周君加以白眼，另眼看待。 試想，一個自尊自強的中國人，一個飽受冷遇和 歧視的孤獨的人，卻在異國他鄉得到長輩的熱情幫助，受到老師的尊重與關照，怎能不倍覺感動，倍加珍惜？怎能不如此感激，如此評價呢？中國有句古話：一日為師，終生為父。藤野老師不僅僅是毫無民族偏見，而且是如父一般的幫“我”糾正解剖圖的嚴格，如父一般的為“我”添改筆記的關愛，如父一般的因“我”棄醫從文的惋惜，如父一般的與 “我”含蓄離別的留戀。只有父親可以在 “我”“正想偷懶時，……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只有父親可以讓人不知怎地“時時記起”，也只有父親才堪的上“偉大”二字。
魯迅先生“忽又良心發現”，那是為人師的鼓勵，也是如人父般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