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下第10課（學案）　蘇聯的改革與解體：

其次，經濟體制領域的改革重點放在農業方面。鑒于以往國家對農民的強制征糧機制嚴重壓抑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導致蘇聯農業的長期不振，赫魯曉夫在減輕農民負擔、振興農業方面采取了一些比較重大的措施。首先，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平均提價幅度達到2.3倍；第二步更大的動作是取消義務交售制和拖拉機站的實物報酬制（此兩項占原農產品征購額的84％），實行統一的農產品采購制度，與此相應，1958年取消了國家拖拉機站，把農業機械賣給集體農莊。此外，還放寬了對個人經營副業的限制，擴大了集體農莊的生產自主權。調整農業政策的同時，赫魯曉夫還大力提倡墾荒運動，在中亞、西西伯利亞、伏爾加河流域和北高加索地區組織了大規模的墾荒，大片新墾區成為向國家提供谷物和經濟作物的基地。在上述措施的刺激下，50年代中后期，蘇聯農業一度出現上升態勢，1958年與1953年比較，谷物產量增長91％，肉類產量增長62％。但是，赫魯曉夫的農業改革沒有深入持續下去，在農業形勢有所好轉后，國家又開始提出不切實際的農業發展指標，要求在短時期內農業產量趕超美國，于是高征購政策再度推行，農民的負擔又趨加重。赫魯曉夫還不顧國情，盲目地要求將牧草地改種玉米，造成飼料糧的短缺。新墾區因不注意生態保護而導致土壤的沙化，收成遞減。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抵消了農業改革的正面效應，赫魯曉夫執政后期，農業又陷入了困難境地。

第三，工業管理體制方面，赫魯曉夫也作過改革的嘗試。其中最大的動作是將原來由中央部門直接管理的企業改為由經濟行政區管理。根據1957年2月蘇共中央全會的決定，撤銷了25個中央級部委，設置105個經濟行政區，由這些經濟行政區的國民經濟委員會及其下屬的專業管理局對工業企業實施管理。顯然，這種改革并沒有改變企業的地位，而只是變換了企業的上級領導部門，所以它沒有觸及計劃經濟體制的本質，只是在“條”與“塊”之間進行了權力的調整。其結果，在削弱中央官僚主義的同時助長了地方的官僚主義，并由此引起國民經濟運行的混亂。為了對這種改革的負效應進行補救，重新設立了中央一級的專業管理委員會，經濟行政區也作了合并，調整為47個。這些措施實際上又使工業管理體制回到了原來的軌道。

（展示板書：3、改革的效果）

師：那么，赫魯曉夫的改革有沒有取得成效呢？可是，就在赫魯曉夫1971年逝世時，蘇共的訃告中說：“蘇聯領取特別養老金者尼·謝·赫魯曉夫逝世。”為什么不加上什么“偉大的共產主義者、革命家、政治家”之類的修飾呢？

生：（略）

師：從總體上看，赫魯曉夫執政時期在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方面的改革是淺層次的，形式的變化遠大于內容，它沒有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基本框架，也沒有形成系統的改革理論，政策的調整和改革措施的選擇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隨意性，赫魯曉夫的個人意志起著重要作用。所以，在赫魯曉夫執政的后期，隨著他本人政策舉措的失誤、權力集中程度的提高，蘇聯體制模式所固有的弊端再度凸現，社會政治經濟形勢又朝著危機的方向發展。1961年10月召開的蘇共“二十二大”是赫魯曉夫政治生涯的轉折點。這次大會一方面對斯大林進行了全盤否定性的再批判，決定把斯大林遺體移出列寧墓，葬于克里姆林宮墻下，并將斯大林格勒改稱伏爾加格勒；另一方面卻接過斯大林晚年的口號，在通過的新黨綱中宣布蘇聯將在“20年內基本建成共產主義社會”，同時模仿斯大林個人專權的做法，制造對赫魯曉夫的個人崇拜。這樣，赫魯曉夫在“清算”斯大林的表象下，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重蹈了斯大林晚年的覆轍，使自己的政策方針偏離了改革的目標，引起了黨內外的普遍不滿。1962年，赫魯曉夫在內外政策上采取了兩項輕率的舉動，一是將州一級地方黨委按工農業分設兩個委員會，由此引起地方權力機制的混亂和地方干部的不滿；二是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的冒險舉動和妥協退讓嚴重損害了蘇聯的國際威望。1963年，因旱災引發的糧荒最后宣告了赫魯曉夫農業政策的失敗和“共產主義建設”的落空。于是，赫魯曉夫的主席團同事們決定剝奪他的權力。1964年10月12日，正當赫魯曉夫在黑海邊休假時，蘇共中央主席團召開會議，與會者商定逼赫魯曉夫下臺。次日，赫魯曉夫被召回莫斯科，接受主席團的“判決”，眼看大勢已去，赫魯曉夫被迫表示“自愿退休”。10月14日，蘇共中央舉行全會，正式解除赫魯曉夫的一切職務，同時選舉勃列日涅夫為蘇共中央第一書記。次日，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任命柯西金接任部長會議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