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　在法庭上

震蕩以及因同農民的頻繁接觸而接受的他們對事物的一些看法，成為他的世界觀轉變的契機和開端。

1856年夏至1857年冬，托爾斯泰曾一度傾心于近鄰的瓦·弗·阿爾謝尼耶娃，此后又為婚事作了多次努力，但都沒有成功。1862年9月，他同御醫、八品文官安·葉·別爾斯的女兒索菲亞·安德列耶夫娜結婚。在他一生中，他的夫人不僅為他操持家務，治理產業，而且為他謄寫手稿，例如《戰爭與和平》就抄過多次。但她未能擺脫世俗偏見，過多為家庭和子女利益著想，不能理解世界觀激變后托爾斯泰的思想。夫妻的不和造成家庭悲劇。

新婚之后，革命形勢逐漸轉入低潮，他也逐漸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機。他脫離社交，安居莊園，購置產業，過著儉樸、寧靜、和睦而幸福的生活。從1863年起他以6年時間寫成巨著《戰爭與和平》。這段時間的較重要的事件是1866年他出席軍事法庭為士兵希布寧辯護。希布寧因不堪軍官的虐待打了軍官的耳光，雖經托爾斯泰為之奔走，終被槍決。這一事件使他開始形成反對法庭和死刑的看法。

托爾斯泰的心靈的寧靜與和諧沒有保持多久。1869年9月因事途經阿爾扎馬斯，深夜在旅館中突然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憂愁和恐怖。這就是所謂“阿爾扎馬斯的恐怖”。在這前后，他在致友人書信里談到自己近來等待死亡的陰郁心情。1868年秋至1869年夏，他對叔本華哲學發生興趣，一度受到影響。從70年代初起，“鄉村俄國一切‘舊基礎’……的破壞”的加劇，“到民間去”等社會運動的興起，

使他開始新的思想危機和新的探索時期。他惶惶不安，懷疑生存的目的和意義，因自己所處的貴族寄生生活的“可怕地位”深感苦惱，不知“該怎么辦”。他研讀各種哲學和宗教書籍，不能找到答案。他甚至藏起繩子，不帶獵槍，生怕為了求得解脫而自殺。這些思想情緒在當時創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鮮明的反映。此后，他訪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隱修士，并結識農民、獨立教徒康·修塔耶夫。他終于完全否定了官辦教會，接受了宗法制農民的信仰，最后在70至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勢和全國性大饑荒的強烈影響下，棄絕本階級，完成了60年代開始醞釀的世界觀的轉變，轉到宗法制農民的立場上。在《懺悔錄》（1879—1880）和《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等論文里，他廣泛闡述自己思想轉變的過程，對富裕而有教養的階級的生活及其基礎——土地私有制表示強烈的否定，對國家和教會進行猛烈的抨擊。然而，他卻反對暴力革命，宣揚基督教的博愛和自我修身，要從宗教、倫理中尋求解決社會矛盾的道路。這是因為他不僅反映了農民對統治階級的仇恨和憤怒，也接受了他們因政治上不成熟而產生的不以暴力抵抗邪惡的思想。列寧剖析這種驚人的矛盾說：“作為一個發明救世新術的先知，托爾斯泰是可笑的……作為俄國千百萬農民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快到來的時候的思想和情緒的表現者，托爾斯泰是偉大的。托爾斯泰富于獨創性，因為他的全部觀點，總的說來，恰恰表現了我國革命是農民資產階級革命的特點。從這個角度來看，托爾斯泰觀點中的矛盾，的確是一面反映農民在我國革命中的歷史活動所處的各種矛盾狀況的鏡子。”

從此托爾斯泰厭棄自己及周圍的貴族生活，不時從事體力勞動，自己耕地、縫鞋，為農民蓋房子。摒絕奢侈，持齋吃素。他也改變了文藝觀，指斥自己過去的藝術作品包括《戰爭與和平》等巨著為“老爺式的游戲”，并把創作重點轉移到論文和政論上去，以直接宣傳自己的社會、哲學、宗教觀點，揭露地主資產階級社會的各種罪惡。當時寫的劇本、中短篇小說以及民間故事，同樣為了這一目的。他還從事廣泛的社會活動：1881年因子女求學全家遷居莫斯科，他訪問貧民窟，參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調查，深入了解城市下層生活；1881年他上書亞歷山大三世，請求赦免行刺亞歷山大二世的革命者；1884年由其信徒和友人弗·契爾特科夫等創辦“媒介”出版社，以印行接近托爾斯泰學說的書籍；1891年給《俄國新聞》和《新時代》編輯部寫信，聲明放棄1881年后自己寫的作品的版權；1891至1893年和1898年，先后組織賑濟梁贊省和圖拉省受災農民的活動；他還努力維護受官方教會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爾教徒，并在1898年決定將《復活》的全部稿費資助杜霍包爾教徒移居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