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　在法庭上

小說所熱情歌頌的真正愛國英雄是人民，是許多平民出身的士兵和軍官，他們樸實英勇，藐視死亡，和貴族軍官的嘩眾取寵恰成對照。小說還把庫圖佐夫寫成人民智慧的體現者。他于單純、平凡中見偉大，和作家心目中代表資本主義西歐的傲慢自大而實際渺小的拿破侖不同，他了解人民的情緒。聽任事物的客觀發展，因此高于拿破侖并取得對后者的勝利。

在托爾斯泰看來，俄國的前途在于“優秀”貴族和人民的合作，這種思想是錯誤的。在小說中，這種結合是在面臨民族矛盾時實現的，因此有其合理的地方。同時，他雖然也寫到彼埃爾和安德烈所實行的農業改革，卻并不隱諱農民對地主的不滿心理。小說中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很典型的偏見。例如婚后的娜塔莎表現了宗法制家庭的賢妻良母理想；庫圖佐夫形象表現了反對理性、崇奉無意識活動和自發的生活原則。特別是卡拉塔耶夫形象，美化了宗法制下的落后的農民，宣揚逆來順受和不抗惡的思想。

《戰爭與和平》寫成后，面對俄國資本主義的急劇發展和宗法制農村舊秩序的分崩離析，托爾斯泰企圖從彼得一世時代尋找當代社會變化的原因。他承認彼得做了偉大而必要的事，但又責備他把歐洲文明移植到俄國。從1870到1873年他研究了彼得時代的大堆史料。但這項工作為《啟蒙讀本》所打斷。后來只寫成關于彼得的小說的開頭部分，便轉向現代生活題材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創作。

《啟蒙讀本》（1871—1872）涉及的國民教育問題，在當時也是迫切問題。托爾斯泰自稱這本書的宗旨在于教育俄國“整整兩代的孩子”——“不管沙皇的孩子還是農民的孩子”。這部書共包括373篇作品，有關于自然科學的，但大部分是文學方面的，思想傾向保守。而且由于托爾斯泰不同意科學的啟蒙作用，《啟蒙讀本》反對新教育學的基本方法和原則，因此遭到進步教育學家的反對。他曾為此撰文辯解，并公開辯論。但《啟蒙讀本》確有可取之處：它擺脫了新教育學的機械方法；其中很多經過改編的民間故事都富于藝術性，語言簡潔、明確、生動。特別是1875年經過他修改的《啟蒙讀本》，很受歡迎，在作者生前就印行了30多版。

《安娜·卡列尼娜》的構思始于1870年，到1873年才開始動筆，原來只想寫一個上流社會已婚婦女失足的故事。而在1877年寫成的定稿中，小說的重心轉移，主要是寫農奴制改革后俄國資本主義發展所產生的災難性后果：貴族階級家庭關系的瓦解和道德的敗壞，貴族地主在資產階級進逼下趨于沒落以及農村中階級矛盾的激化。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不能忍受丈夫的虛偽和冷酷，追求真正的愛情和幸福。但她既無力對抗上流社會的虛偽而冷酷的道德的壓力，又不能完全脫離貴族社會，戰勝自己身上貴族的傳統觀念，在極其矛盾的心境下臥軌自殺。另一主人公列文，是作家的自傳性人物。他痛心地看到地主經濟的沒落，尋求避免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希望借地主和農民合作來緩和階級矛盾，并把這種“不流血的革命”推廣至全世界。這種空想破滅后，他悲觀失望，懷疑人生意義，甚至要從自殺中求解脫，最后在家庭幸福和宗法制農民的信仰中得到精神的歸宿。這部作品已沒有《戰爭與和平》中和諧明朗的色彩和歷史樂觀主義，人物充滿著矛盾、緊張和惶恐的心情，全書閃現著噩夢、宿命的預感和死亡的陰影。這反映了“一切都翻了一個身，一切都剛剛安排”的社會生活的變化無常和作家世界觀中悲觀情緒的滋長。不過，列文的緊張探索也反映了作家在思想激變前夕精神探索的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