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　在法庭上

晚期（1881—1910）總的傾向是：一方面揭露當代社會的各種罪惡現象，另一方面是表達自己的新認識，宣傳自己的宗教思想。創作是多方面的，有戲劇、中短篇和長篇小說、民間故事，而占重要位置的則是政論和論文。托爾斯泰在50至60年代就曾寫戲劇，其中《一個受傳染的家庭》（1862—1864）是反對“虛無主義者”即革命民主派的。《教育的果實》（1891）以貴族和農民的不同生活方式為沖突的基礎，諷刺前者的游手好閑和精神空虛，表達后者因缺乏土地而產生的強烈憤慨；《活尸》（1911）寫一個覺醒的貴族因社會制度不合理而離家出走，同時揭露貴族的自私冷酷和他們的合法婚姻的虛偽性。經過長時間創作的《光在黑暗中發亮》（1911）反映作者在世界觀轉變后同家庭和社會的沖突，宣揚不抗惡，而劇情的發展又反駁了這種說教的無力，是他最矛盾的作品之一。

中短篇小說《伊凡·伊里奇之死》（1884—1886）、《克萊采奏鳴曲》（1891）、《魔鬼》（1911）、《謝爾蓋神父》（1912）和《舞會之后》（1911）的主題主要是精神覺醒或離家出走，并反對性愛，宣揚宗教的禁欲主義；另一方面則是批判貴族資產階級的空虛和荒淫的生活，人與人之間的虛偽而冷酷的關系；《舞會之后》還揭露軍隊中的酷刑。此外，《霍爾斯托密爾》（1863—1885）揭示私有財產對其犧牲者以至私有者本人的毀滅性的危害；《偽息券》（1911）則接近《黑暗的勢力》的主題。在19xx年革命前夕寫成的《哈澤—穆拉特》（1904）描寫山民的強烈的生的意志和至死不屈的英勇精神；在這次革命中寫成的《為什么

？》（1906）歌頌波蘭人民的英勇起義，揭露沙皇的殘酷鎮壓；兩者是對當時暴力革命的反映，但就在同時寫成的《哥爾涅依·瓦西里耶夫》（1905）則又重復博愛和寬恕可以擺脫邪惡的論調。

長篇小說《復活》（1889—1899）是托爾斯泰晚年的代表作，情節的基礎是真實的案件。貴族青年聶赫留朵夫誘奸姑母家中養女、農家姑娘卡秋莎·瑪絲洛娃，導致她淪為妓女；而當她被誣為謀財害命時，他卻以陪審員身份出席法庭審判她。這看似巧合的事件，在當時社會上卻有典型意義。小說一方面表現作者晚年代表性主題——精神覺醒和離家出走；主要方面則是借聶赫留朵夫的經歷和見聞，展示從城市到農村的社會陰暗面，對政府、法庭、監獄、教會、土地私有制和資本主義制度作了深刻的批判。不過，作品的后面部分，漸漸突出了不以暴力抗惡和自我修身的說教。托爾斯泰的力量和弱點，在這里得到最集中最鮮明的表現。《民間故事》（1881—1886）大多滲透著宗教倫理思想和美化宗法制古風遺習的傾向，但卻以情節緊湊、語言簡樸著稱。某些作品也具有積極意義，如《一個人需要很多土地嗎？》譴責土地私有；《兩個老頭》批判私有財產；《蠟燭》反映人民的反抗情緒等等。

托爾斯泰的文章和論著保存至今的共290篇，已完成的164篇，構成他的文學遺產的重要部分。政論性的論文占大多數，其寫作始于青年時代。60至70年代寫過關于教育問題和關于薩馬拉饑荒的論文。最有意義的是世界觀激變以后的文章。《教條神學研究》（1879—1880）、《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教會和政府》（1885—1886）等，揭露官方教會是“有產者政權”的婢女，并宣傳新的基督教的世界觀；《那么我們該怎么辦？》（1882—1886）、《天主在您心中》（1890—1893）和《當代的奴隸制》（1899—1900）等文指出資本主義制度即奴隸制，而工廠奴隸制是地主奴隸制的直接后果；國家是保衛有產者并壓迫人民的工具；私有制則是“戰爭、死刑、法庭、奢侈、淫蕩、兇殺和使人毀滅”的萬惡之源。在90年代初俄國許多省份受災時，他寫了《論饑荒》（1891）、《可怕的問題》（1891）和《饑荒抑或不是饑荒》（1898），指出當時饑荒的嚴重性，并斷言“人民之所以饑餓，是由于我們吃得太飽”，應該“從人民的脖子上爬下來”，把土地等歸還他們。在19xx年革命的時期，他宣稱自愿充當“從事農業的一億人民的辯護士”，寫了《論俄國的社會運動》《深重的罪孽》《致農民的論土地的信》（均1905）等文，認為革命的根本題是土地問題。而在《關于莫斯科的調查》（1882）、《唯一的手段》（1901）、《論俄國革命的意義》（1906）和《究竟該怎么辦？》（1906）等文中還陳述城市下層的貧困境況和工人的沉重勞動。此外還有一些反對侵略戰爭和軍國主義的文章。這些論著同樣有其消極面，如否定一切國家、一切暴力，幻想人們的團結，鼓吹愛的作用和自我修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