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　在法庭上

從90年代中期開始，托爾斯泰增強了對社會現實的批判態度，對自己宣傳的博愛和不抗惡思想也常常感到懷疑。這在《哈澤—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論饑荒》一文而企圖將他監禁或流放，但懾于他的聲望和社會輿論而中止。至此又因《復活》的發表，指責他反對上帝，不信來世，于19xx年以俄國東正教至圣宗教院的名義革除他的教籍。這個決定引起舉世的抗議，托爾斯泰卻處之泰然。同年他因沙皇政府鎮壓學生運動而寫《致沙皇及其助手們》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給人民自由并廢除土地私有制；19xx年撰文反對日俄戰爭。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對革命的到來表示歡迎，但卻不了解并回避19xx年革命。而在革命失敗后，他又反對沙皇政府殘酷殺害革命者，寫出《我不能沉默》一文。

托爾斯泰在世界觀激變后，于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離家出走。這種意圖在他80—90年代的創作中頗多反映。他在生前的最后幾年，意識到農民的覺醒，因自己同他們的思想情緒有距離而不免悲觀失望；對自己的地主莊園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他的信徒托爾斯泰主義者和他的夫人之間的糾紛更使他深以為苦。最后，他于19xx年11月10日從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秘密出走，在途中患肺炎，20日在阿斯塔波沃車站逝世。遵照他的遺言，遺體安葬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的森林中。墳上沒有樹立墓碑和十字架。

托爾斯泰的創作，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早期（1851—1862）：這是他的探索、實驗和成長的時期。思想和藝術風格都在發展和變化，個別作品帶有模仿的痕跡。他后來作品中的一些基調和特色也粗具雛形。

托爾斯泰早在1847年起開始寫日記，以后一直堅持到晚年。大量的日記和書信，幾乎占他的文學遺產的二分之一。早期日記是他朝夕反省和不斷進行探索的心靈的紀錄，也是鍛煉寫作、通過自身研究人的內心生活秘密的手段。像《昨天的故事》（1851）那樣的早期作品，就是由日記擴充和藝術加工而成的。

托爾斯泰的許多作品帶有自傳性，這首先見于最早發表的作品、在高加索寫成的中篇小說《童年》（1851—1852）以及后來陸續發表的《少年》（1852—1854）和《青年》（1855—1857）（根據他的構思還要寫最后一部《青春》，構成長篇小說《四個發展時期》，但沒有寫成）。這個三部曲表現主人公如何在周圍環境影響下成長。他不滿自己，醉心于反省和自我分析，追求道德完善。作品洋溢著貴族莊園生活的牧歌情調，但也表現了一定的民主傾向，盡管作家晚年說這是不真誠的。同一時期創作的《襲擊》（1853）、《伐林》（1853—1855）和《塞瓦斯托波爾故事》等軍事小說，是根據作者親身經歷和見聞寫成的。這些作品克服俄國文中戰爭描寫的虛假的浪漫主義傾向，表現流血和死亡的真實場面，描寫普通士兵和軍官的樸素但卻悲壯的真正的愛國主義，揭示貴族軍官的虛榮心和裝腔作勢。車爾尼雪夫斯基指出的托爾斯泰才華的兩個特點：“心靈的辯證法”（即寫心理的過程）和道德感情的純潔，主要就是根據上述作品概括出來的。從他的心靈探索和精神面貌發展的線索來說，繼三部曲之后的是：《一個地主的早晨》（1856），探索在農奴制下通過改善農民生活以協調地主和農民的關系的道路。這也是他親自觀察所得，因此能夠“鉆到農民的心靈中去”（車爾尼雪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