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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秋白的骨頭像他的身體一樣的柔弱，他一被捕就招供認罪，那么歷史也早就忘了他。革命史上有多少英雄就有多少叛徒。像曾是共產黨總書記的向忠發、政治局委員的顧順章，都有一個工人階級的好出身，但是一被逮捕，就立即招供。至于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等高干，還可以舉出不少。而秋白偏偏以柔弱之軀演出了一場泰山崩于前而不動的英雄戲。他剛被捕時敵人并不明他的身份，他自稱是一名醫生，在獄中讀書寫字，連監獄長也求他開方看病。其實，他實實在在是一個書生、畫家、醫生，除了名字是假的，這些身份對他來說一個都不假。這時上海的魯迅等正在設法營救他。但是一個聽過他講課的叛徒終于認出了他。特務乘其不備突然大喊一聲：“瞿秋白!”他卻木然無應。敵人無法，只好把叛徒拉出來當面對質。這時他卻淡淡一笑說：“既然你們已認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過去我寫的那份供詞就權當小說去讀罷。”蔣介石聽說抓到了瞿秋白，急電宋希濂去處理此事。宋在黃埔時聽過他的課，執學生禮，想以師生之情勸其降，并派軍醫為之治病。他死意已決，說：“減輕一點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當一個人從道理上明白了生死之后，他就獲得了最大的堅強和最大的從容。這是靠肉體的耐力和感情的傾注所無法達到的。理性的力量就像軌道的延伸一樣堅定。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向來是以理行事，所謂士可殺而不可辱。文天祥被捕，跳水、撞墻，唯求一死。魯迅受到恐嚇，出門都不帶鑰匙，以示不歸之志。毛澤東贊揚朱自清寧餓死也不吃美國的救濟粉。秋白便是這樣一個典型的已達到自由階段的知識分子。蔣介石威脅利誘實在不能使之屈服，遂下令槍決。刑前，秋白唱《國際歌》，唱紅軍歌曲，泰然自行至刑場，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盤腿席地而坐，令敵開槍。從被捕到就義，這里沒有一點死的畏懼。
如果秋白就這樣高呼口號為革命獻身，人們也許還不會這樣長久地懷念他研究他。他偏偏在臨死前又搶著寫了一篇《多余的話》，這在一般人看來真是多余。我們看他短短的一生斗爭何等堅決：他在國共合作中對國民黨右派的批駁、在黨內對陳獨秀右傾路線的批判何等犀利；他主持“八七會議”，決定武裝斗爭，永遠功彪史冊；他在監獄中從容斗敵，最后英勇就義，泣天地動鬼神。這是一個多么完整的句號。但是他不肯，他覺得自己實在渺小，實在愧對黨的領袖這個稱號，于是用解剖刀，將自己的靈魂仔仔細細地剖析了一遍。別人看到的他是一個光明的結論，他在這里卻非要說一說這光明之前的暗淡，或者光明后面的陰影。這又是一種驚人的平靜。就像敵人要給他治病時，他說：不必了。他將生命看得很淡�，F在，為了做人，他又將虛名看得很淡。他認為自己是從紳士家庭，從舊文人走向革命的，他在新與舊的斗爭中受著煎熬，在文學愛好與政治責任的抉擇中受著煎熬。他說以后舊文人將再不會有了，他要將這個典型，這個痛苦的改造過程如實地錄下，獻給后人。他說過：“光明和火焰從地心里鉆出來的時候，難免要經過好幾次的嘗試，試探自己的道路，鍛煉自己的力量。”他不但解剖了自己的靈魂，在這《多余的話》里還囑咐死后請解剖他的尸體，因為他是一個得了多年肺病的人。這又是他的偉大，他的無私。我們可以對比一下世上有多少人都在涂脂抹粉，挖空心思地打扮自己的歷史，極力隱惡揚善。特別是一些地位越高的人越愛這樣做，別人也幫他們這樣做，所謂為尊者諱。而他卻不肯。作為領袖，人們希望他內外都是徹底的鮮紅，而他卻固執地說：不，我是一個多重色彩的人。在一般人是把人生投入革命，在他是把革命投入人生，革命是他人生實驗的一部分。當我們只看他的事業，看他從容赴死時，他是一座平原上的高山，令人崇敬；當我們再看他對自己的解剖時，他更是一座下臨深谷的高峰，風鳴林吼，奇絕險峻，給人更多的遐想。他是一個內心縱橫交錯，又坦蕩如一張白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