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藤野嚴九郎其人其事

藤野嚴九郎生于日本福井縣，世代為醫，藤野嚴九郎是藤野家第六代醫生。他生于1874年7月1日，9歲時父親亡故，由大哥二哥扶養。嚴九郎排行老三。他在讀小學時，同時跟酒井藩校教師野坂先生學習過漢學。1892年4月，從福井學校中途退學，進入愛知醫學校，1896年10月畢業，留校作解剖學教師奈良坂的助手。1897年5月，得到醫生開業證明書。同年7月后，在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院學習解剖學一年。1901年10月，藤野應聘到仙臺醫專任解剖學講師，其時藤野剛剛滿27歲。他和敷波重次郎教授擔任一年級的解剖學理論，他還擔任二年級的解剖實習和局部解剖學。一年級的專業課只有解剖學，一年級的正副班主任大體上照例由敷波和藤野擔任。班主任管理的范圍很廣，據當時仙臺醫專規定，諸如學生的學習態度、學生的管理教導、出席情況、考試成績的統計以及教室的整理和保管，都由正副班主任負責。

1904年7月6日，即大約魯迅到仙臺前兩個月，藤野由講師升為教授。

藤野生活樸素，當時教授上課，來回都坐人力車，而藤野則是步行，他住在空堀町，離仙臺醫專有步行三五分鐘的距離。魯迅離開仙臺前曾到他家去過，他送給魯迅一張照片，背面寫上：”惜別 藤野 謹呈周君。”魯迅為了安慰藤野，曾故意說：“我想去學生物學，先生教給我的學問，也還是有用的。”據說后來藤野跟侄子藤野恒三郎說過：“周君是個好學生……但不是當醫生的人。看來是為研究生物才學生理學和解剖學的。”恒三郎說，看藤野先生的口氣，他是相信了魯迅分別時為安慰他而說的想學生物學的話。

1911年，東北帝國大學成立，1912年仙臺醫專并入，成為東北帝大醫學部，所有校舍、教職員、學生原班未動。1915年決定成立東北帝國大學醫科大學，藤野因學歷不夠，被迫于6月底提出“請求免職”，7月1日降為臨時講師，8月9日被解除講師職務。

藤野以生活關系，認為可以搞一搞耳鼻喉的工作，到東京三井公司的慈善醫院就業。1919年回故鄉自立診所，1945年在福井逝世。

魯迅很重視藤野對他的關懷，1934年，日本巖波文庫中要出《魯迅選集》，譯者增田涉寫信給魯迅，征求選文意見，魯迅回信說：“請您全權處理好了。在我看來，非放進去不可的東西是沒有了。不過《藤野先生》一篇請您譯出加入。”1936年增田涉再次到上海，魯迅又向他打聽藤野的近況，當增田涉說沒有下落時，魯迅慨嘆說：“藤野先生大概已經不在世了吧！”其實藤野先生還在世，而且還讀了魯迅寫的《藤野先生》。1937年3月，《文學案內》上發表了以《謹憶周樹人君》為題的藤野先生的談話錄。

（二）《藤野先生》的主題

《藤野先生》的主題是什么，這兩年爭論頗多，大體有四種意見：

第一種：表現作者的愛國主義思想。

第二種：主要是寫作者的愛國主義思想，其次也贊揚了藤野先生。

第三種：懷念歌頌藤野先生。

第四種：主要是懷念歌頌藤野先生，其次也寫了作者的愛國主義思想。

分歧點主要是：《藤野先生》是懷念歌頌藤野先生，還是寫作者的愛國主義思想。

主張《藤野先生》是寫作者的愛國主義思想的，理由如下：第一，《藤野先生》寫于1926年10月12日，地點在廈門大學。魯迅原來準備在廈門工作兩年，結果只住了半年。他一方面堅持斗爭，一方面寫了《藤野先生》回憶散文，清理自己從1904年到1926年20多年來思想感情變化的軌跡，回顧了自己的愛國思想的發展，以此來激勵自己，增強同反動勢力斗爭到底的信念。第二，全文按地點轉移，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用諷刺的筆調，痛斥了在日本東京的清國留學生的腐敗狀況，表現了青年魯迅的愛國主義思想。第二部分，作者回憶了自己在仙臺醫專與藤野先生的交往，著重追述了自己棄醫從文的原因，充分表達了青年魯迅熱愛祖國、積極探求救國救民真理的可貴精神。第三部分，寫魯迅懷念藤野，藤野不僅沒有民族偏見，給了魯迅無限的溫暖和極大鼓舞，而且藤野先生的思想與魯迅的愛國主義思想完全是相通的。第三，魯迅在中國人民解放斗爭的高潮中回頭總結自己20年前棄醫從文，走上革命道路的戰斗歷程，本身就是對洋務派、改良派、復古派“科學救國”濫調的批判。如果說寫作者的愛國精神是次要的，既不符合作品的內容，也降低了寫作此文的戰斗意義。

主張《藤野先生》是懷念歌頌藤野先生的，理由如下：第一，這篇散文的標題是《藤野先生》，一般說，文章的標題是作者對全文思想內容最鮮明和最精練的概括。這篇散文的抒寫中心應該是藤野先生，文章的主題，自然應該是和藤野先生有直接關系的，而不可能抒寫的中心是藤野先生，要表達的主題卻是“我”的某種思想。在文章的結尾部分魯迅說：“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并不為許多人所知道。”魯迅寫《藤野先生》，正是為了寄托自己對具有“偉大的”性格的藤野先生深沉的懷念。第二，從整篇文章的結構看，是圍繞藤野先生這個中心來組織材料的。開首寫作者對一些專事享樂的“清國留學生”的不滿，正是這種不滿，促使魯迅離開東京去仙臺，因而有機會結識藤野先生。接下去寫仙臺生活，寫藤野先生，寫泄漏試題的流言，當然與藤野先生有關。寫看幻燈片后終止學醫，是交代離開仙臺的原委。后面幾段是寫和藤野先生的分離及分離后對藤野先生的懷念。總之，這篇文章不是“以魯迅的思想變化為線索”，也很難說是“作者回憶藤野先生，只是為了清理自己從1904年到1926年20多年來思想變化的軌跡，明確自己是如何生活、戰斗過來的。”

我們是主張《藤野先生》的主題是懷念歌頌藤野先生的。從作品的效果看，這篇作品留給讀者印象最深的，是藤野先生的容貌和言行，是藤野先生的性格和品德。魯迅所以建議增田涉把《藤野先生》譯出編入《魯迅選集》，也是因為這篇散文懷念歌頌了藤野先生，而不是因為它寫了自己的愛國主義思想。

（三）魯迅在仙臺的生活和學習

仙臺在本州東北部，宮城縣首府，臨太平洋仙中國臺灣。1889年設市，1905年魯迅在仙臺讀書時，仙臺市有10萬人口。當時市區還遺留著樹木蔥郁的武士宅第，又沒有工廠煤煙，因此，被稱為綠樹成陰的城市。魯迅初到仙臺，正如他在《藤野先生》中所說，是“住在監獄旁邊一個客店里”，離仙臺醫專約有10分鐘的路程。魯迅住的客店圍有矮矮的扁柏籬笆，是木板屋頂的兩層樓房，樓上是公寓和旅店，魯迅就住在樓上。樓下一部分租給別人“包辦囚人的飯食”。魯迅在寫給友人的信中提到：“此地頗冷，晌午較溫，其風景尚佳，而下宿則大劣。……人嘩于前，日射于后。日日食我者，則例為魚耳。”大約在1904年11月，魯迅又“搬到別一家”，《藤野先生》一文中講：是受一位先生好意的勸告。據《魯迅在仙臺的記錄》一書引用魯迅的班有代表鈴木逸太推測，這位先生很可能就是藤野先生。第一，藤野先生是魯迅這個班級的副級主任，管理學生的生活及學習。藤野1937年2月25日寫給魯迅當年同班生小林茂雄的回信中曾談到他對魯迅的照顧：“與同學之交際，公寓生活之處理……等，皆盡可能設法為之提供了方便。”第二，在新公寓里，有幾個仙臺醫專學生與魯迅同住，其中有兩個都是藤野先生作保證人，可以看郵，藤野和公寓的經營者宮川信哉有聯系。

魯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提到：“一位先生卻以為這客店也包辦囚人的飯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幾次三番，幾次三番地說。”魯迅所以在這里只提一位先生，而不提藤野之名，從全文布局看，是為了更好地突出藤野先生，如果這里提到藤野之名，下邊那一段對藤野先生的描寫，給人的印象就不會像現在這樣鮮明突出。兩個“幾次三番”，寫出了藤野先生對魯迅生活的殷切關懷。

仙臺醫專1904年規定，采用三學期制（一年里有三學期）。1906年9月以后采用兩學期制，魯迅在仙臺醫專讀書期間，正是學校采用三學期制的時候。

1904年9月12日，魯迅入仙臺醫專學習。敷波重次郎是魯迅這個年級的年級長，即班主任。第一學年敷波教解剖學理論，第一學期每周五節，第二三學期每周各四節。另一位教解剖學理論的是藤野，第一學年第三學期中每周授課四節。魯迅在《藤野先生》中說，“解剖學是兩個教授分任的”，指的是敷波重次九郎和藤野嚴九郎。

一年級的重點是基礎課和理論課，第一二學期的基礎課化學、物理學、獨逸學、倫理學、體操等，占全課程的三分之二。解剖學理論，每周有八至九小時，占有很大比重。

《藤野先生》提到：“第二年添教霉菌學，細菌的形狀是全用電影來顯示的，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候，便影幾片時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但偏有中國人夾在里邊：給俄國人作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槍斃了，圍著看的也是一群中國人；在講堂里的還有一個我。”這件事在《吶喊·自序》中也提到。

這里提到的電影，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幻燈，日本的魯迅研究者，把一件事稱為幻燈事件。

日俄戰爭爆發后，各地興起觀看戰爭幻燈的風氣。當時當地報紙經常報導仙臺市及宮城縣所屬各地舉辦幻燈會的事，當時學校放映幻燈，受到文部省的獎勵。

中川教授給魯迅這一年級講細菌學，從1906年1月開始，其時日俄戰爭已經結束。據魯迅同班同學鈴木談：“幻燈的解說由中川教授親自進行，也許有中國人被日本軍殺死的場面，學生大體卻是靜靜地看著。后來才聽說這件事成了周樹人退學的理由。當時周樹人卻沒有說過這件事。”

（四）難句試析

①“使我很為難”

魯迅在談到藤野先生擔任解剖實習和局部解剖學的時候，曾說：“但他也偶有使我很為難的時候。他聽說中國的女人是裹腳的，但不知道詳細，所以要問我怎么裹法，足骨變成怎樣的畸形，還嘆息道，‘總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關于“使我很為難”，目前有三種解釋：

第一種，認為是魯迅因中國有這種落后野蠻的習俗被外國人知道而感到難為情，由此表現了魯迅的愛國主義思想。

這種觀點顯然站不住腳，因為魯迅1925年寫的《燈下漫筆》中明確表示：“凡有來到中國的，倘能疾首蹙額而憎惡中國，我敢誠意地奉獻我的感謝，因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國人的肉的！”可見魯迅絕不會因為藤野先生問到裹足一事而感到難為情。

第二種，認為主要是由于沒有見過到底“怎么裹法，足骨變成怎樣的畸形”，所以說不具體和清楚而感到“為難”，以自己的“為難”襯托了藤野先生尊重科學、重視調查的可貴精神。

第三種，認為這句話表現了魯迅對舊中國弊病的深惡痛絕。許壽裳曾回憶，魯迅學醫，還有一個愿望，就是：“救濟中國女子的小腳，要想解放那些所謂‘三寸金蓮’，使恢復到天足的模樣。后來，實地經過了人體解剖，悟到已斷的筋骨沒有法子可想。這樣由熱望而苦心研究，終至于斷念絕望，使他對于纏足女子的同情特別來得大，更由絕望而憤怒，痛恨起宋以后歷代摧殘女子者的無心肝，所以他的著作里寫到小腳都是字中含淚的。”從這一點出發，魯迅回答藤野先生的問題，不是因不具體不清楚而“為難”，而是以沉痛而又復雜的心情具體回答了藤野先生提出的問題。藤野的嘆息，表示他對中國纏足女子的深切關注和無限同情。

我們以為第二種和第三種意見都可以“言之成理”，第三種意見似更符合原文含義，不過要作一點補充，即“為難”似可解釋為“難過”，魯迅因藤野問及此事，又已經知道對已纏足的女子無能為力，因而有難過的感覺。

②“嗚呼，無法可想”

魯迅寫到日本同學看到中國人給俄國人做偵探而被槍斃的幻燈照片之后，歡呼“萬歲”，而魯迅卻感慨萬分：“這種歡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這一聲特別聽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閑看槍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彩，──嗚呼，無法可想！但在那時那地，我的意見卻變化了。”

魯迅用“嗚呼，無法可想”這一感慨，來說明中國群眾的愚昧和落后，說明長期殘酷的階級壓迫所造成的后果多么嚴重。也說明，經過20年的觀察和實踐，僅僅用文藝來啟發人民的覺悟，究竟能有多大效果，魯迅已持懷疑和否定態度。但是他在仙臺學醫時卻不同，年青單純，愛國心切，聽到日本同學對中國人作偵探槍斃而歡呼“萬歲”，“特別聽得刺耳”，而且因此覺得學醫不是首要任務，正像后來在《吶喊·自序》中說的：“從那一回以后，我便覺得醫學并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魯迅這一段話，和《藤野先生》中提到的，“但在那時那地，我的意見卻變化了”，可以互相印證。

③“小而言之，大而言之”

魯迅在《藤野先生》結尾處，深切地表達了對藤野先生的懷念和感激：“但不知怎地，我總還時時記起他，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于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

有的參考書這樣解釋：“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是指使學術為全人類服務。一些進步的科學家認為科學應打破國界，為全人類謀幸福。魯迅當時還沒有掌握馬列主義，因此衍用了這個缺乏階級觀點的提法。

我們對此有不同理解。

這里的“大”“小”是就“新的醫學”的流傳范圍而講，“為中國”“為學術”也都有具體的解釋。“為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這個范圍小，因為中國只是世界的一部分。“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新的醫學，已經在世界不少先進國家中流傳，再傳到中國，流傳范圍就更大。“大”“小”是從新的醫學的流傳范圍而談的。

④關于“日暮里”的各種解釋

《藤野先生》中有這樣幾句話：“我就往仙臺的醫學專門學校去。從東京出發，不久便到一處驛站，寫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現在還記得這名目。”

這兩年報刊發表了不少關于“日暮里”的文章，略舉如下：

其一：“日暮里”是從東京去仙臺的一個火車站 ，這個站名其所以給魯迅深刻的印象，是因為這個站名同日本在甲午之戰打敗清朝、在日俄戰爭中打敗沙俄后的軍國主義氣焰，很不協調。日本是一個戰勝國，而這個地名卻叫“日暮里”，所以給人以難忘的印象。再從受欺凌的清朝看，甲午海戰吃虧的固然是中國，就是日俄戰爭，因為戰場在我國東北，倒霉的也是中國。魯迅作為一個“弱國”的留學生，就受那些深中軍國主義思想毒害的日本學生的歧視，并在時事畫片中深受刺激。離開仙臺以后的20年間，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更是日甚一日。作為一個愛國主義者，作為一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義戰士，當然要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日本盡管是所謂強國，是“列強”之一，但是在日本卻看到過“日暮里”這樣的地名，這不能不使青年魯迅產生預感，軍國主義的日本總有一天要沒落，像日落西山那樣吧，這應該是魯迅記得“日暮里”“這名目”的主要原因。

其二：不同意把“日暮里”的“日暮”二字理解成“日本國的沒落”，并把這種理解加在魯迅身上。理由是魯迅反對從名稱上判吉兇。他曾批評過北京市民把“繩匠胡同”改稱“丞相胡同”之類事情的無聊。這種意見認為“日暮里”的“日”，不看作同日本的“日”雙關，應當作“天日”“時日”理解，就是黃昏、傍晚、天色暗淡，就是“日暮鄉關何處是”的日暮。魯迅看到“日暮里”地名的心情，不是對異邦日本將來的國運產生什么預感，而是聯系故國當時的處境，很自然地興起一種“日暮途窮”之感。當時中國國運衰敗沒落，正像“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何況魯迅赴仙臺求學之前，在東京書贈好友許壽裳的《自題小像》詩中，已經表達了“風雨如磐暗故園”的憂國傷時的心情。作為一個愛國主義者，在途中看到“日暮里”這個地方，很自然會產生憂念祖國“風雨如晦”之感。這同想到水戶這個地方，心中就升起對朱舜水這位愛國者敬慕之情是一致的。魯迅對日暮里和水戶懷有深刻的印象的原因都出之于他的愛國主義思想。

其三：當時，魯迅告別摯友，遠離較熟悉的東京，只身去異域的一個偏僻小城，途中見到的第一個驛站之名“日暮里”時，興起“滿目蕭然”“去國懷 鄉”的覽物之情，即“日暮鄉關何處是”的感觸與深情，以至相隔20多年后在廈門島上回憶起當時情景時，“還記得這名目”。

魯迅1902年到東京不久曾有照片三張寄家人，其中一張后有“會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國中之游子”“走五千余里之郵筒”這些詞語；到仙臺不久在給友人蔣換卮的信中又有“形不吊影，彌覺無聊”之感，和“遙思吾鄉，想亦久作秋氣”之念。又1900年作《別諸弟三首庚子二月》中有“日暮新愁分外加”句。……魯迅在日本時，的確時時有對祖國“風雨如晦”的憂念，……而懷念祖國的親人和家鄉，也是愛國主義思想感情的內容和方面之一。不必作因見“日暮”之名而有祖國“日暮途窮”之憂的那樣的引申了。

我們查閱了一下日本有關材料，提出以下解釋：

日暮里原是東京府北豐島郡的一個町（相當于我們的鎮），東京擴大后，劃入市區，現是荒川區的個町。在市中心的北方，開往東北的火車經過此處。據許壽裳回憶，魯迅往來東京仙臺都坐夜車。“一夜就到”。又據《魯迅在仙臺的記錄》記載，當時仙臺至上野（東京的一個主要車站），行車約12小時。那么，魯迅從上野搭車，路過日暮里，很可能恰是日暮時分，看到站牌，觸景生情，留下了經久不滅的烙印吧。

其實這個很有詩意的地名是文人墨客后改的，此地原名新堀，即新渠的意思，《新編武藏》一書說，小田原北條的家臣遠山的庭園里，新挖了一條渠，因此，這一帶就以此命名為新堀。當時這里設新堀村，只有63戶人家。到了江戶中期，新堀這個土氣的名字才被改為讀音相近的日暮里（新堀讀作ニヒボソ，日暮里讀作ニツボソ），這正如同北京的狍尾巴胡同被改為高義伯胡同一樣。在日本，漢字一般都有音讀和訓續兩種讀音，日暮里三字，音讀時是落日余暉中的鄉里，很富詩意。訓讀時（ヒグラシノサト）卻是度過歲月的故里，帶有實務意味了。現在，這個地名就兼有音訓兩讀。

日暮里在文字資料中最早見之于享保十八(1733)年林信充所著的《武州日暮里諏訪凈光寺八景詩歌》。寶歷、明和年間，在《江戶名勝》《江戶名勝二十四景》中，日暮里也都作為一景載入，描繪了這一帶的道灌山、凈光寺的山林和古跡。

在行政區域上，明治址一(1878)年新堀村開始改為日暮里村，大正二(1913)年改為日暮里町。日暮里車站是明治三十七(1904)年開始營業的，魯迅乘車路過時，這里還是剛剛設置的新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