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故鄉

首先是閏土，母親一提到閏土，立刻在我的腦海中浮現出閏土那充滿活力和生氣的少年英雄形象，作者不惜筆墨抒寫了少年閏土的淳樸、羞澀、靈氣以及我與閏土的兄弟般的友情，并且不無動情地寫道：“我這兒時的記憶，忽而全都閃電似的蘇生過來，似乎看到了我的美麗的故鄉了。”（重點號為引者所加）看到這里讓我聯想到前文“我的故鄉好得多了。但要我記起他的美麗，說出他的佳處來，卻又沒有影像，沒有言辭了。”故鄉好得多了，可是卻記不起美麗的佳處來，而經母親一提閏土，“似乎看到了我的美麗的故鄉了”，倘若不留心，我們很容易忽略這“美麗”中的深層意味，因為前文中的美麗是由故鄉的景致所引出，而無論是前文還是整篇作品的確沒有寫到故鄉什么美麗的景致，看來前文所謂的美麗佳處，表面上是想說故鄉的自然景致，實際上卻是留在我潛意識中的少年閏土的形象。正因為這種潛意識中的美麗佳處是少年閏土形象的記憶（是關于人的記憶），它難以直接由故鄉的自然景致引發出來，所以才會“又沒有影像，沒有言辭了”。實際上，故鄉的全部美麗是屬于記憶中的而且是僅僅停留在少年閏土身上的。這全文中出現的惟一一次短暫的亮點，不僅沒能也無法改變全文的沉郁色彩，從審美感受上看，更反襯并加重了這種沉郁色彩的濃度。故鄉的亮點是記憶中的、瞬間的、暫時的，而故鄉的暗色卻是眼前的、無處不在的，不是嗎？“這些人又來了。說是買木器，順手也就隨便拿走的，我得去看看。”母親的話提醒“我”，知道來了一伙明是買木器的實乃偷家什的故鄉人，而且來過不止一次。“哈!這模樣了!胡子這么長了!”尖利的怪聲中俗不可耐的“豆腐西施”楊二嫂已站在“我”面前，一番尖酸刻薄之后，沒忘了“順便將我母親的一副手套塞在褲腰里”。啟程之日，“來客也不少，有送行的，有拿東西的，有送行兼拿東西的。待到傍晚我們上船的時候，這老屋里的所有破舊大小粗細東西，已經一掃而空了”。總之真誠惜別送行的人少，貪圖東西的人多。悲哀于不動聲色中和盤托出!如果說“我”對以豆腐西施楊二嫂為重點的一班人的嘴臉感到可惡可憎的話，那么，眼前的閏土的巨大變化則令“我”生嘆生悲。這里閏土的仿佛石膏像一般的木偶人取代生龍活虎般的少年形象，固然是令“我”生嘆生悲的重要因素，恐怕更重要的在于閏土那以“老爺”取代“迅哥”的稱呼，以規矩恭敬的態度取代自然歡喜之神情，確乎使我的心靈來了一次巨大的震顫，這彼此間“可悲的厚障壁”使我“說不出話”來，那僅存的一丁點亮點也黯然失色。回故鄉，來時“本沒什么好心緒”，走時更感“非常氣悶”“非常的悲哀”。無疑小說《故鄉》是作者魯迅極度失望苦悶心緒的告白。精神的故鄉在哪里？我們的后輩應該有我們所未經過的新的生活，但它真會有嗎？眼前的水生正是一個廿年前的閏土，然而今天的閏土變得麻木了，明天的水生會否又是一個今天的閏土；宏兒不是在像“我”想念閏土一樣想念水生嗎？然而今天的“我”與閏土之間已有了悲哀的隔絕，明天的宏兒與水生之間會否也出現今天我與閏土之間的“厚障壁”。魯迅希望留住孩子們今天的這一切，但他深知留住這一切的無望。眼下的魯迅與閏土之間有著巨大的差別，但有一點卻是相似的，只有生存于艱難苦澀的現實中（自覺也好，不自覺也好）而又看不到希望的人，才更加看重希望，才會產生對神靈與偶像的篤信（富足達貴之人崇拜神靈偶像，目的是為了庇佑今日所擁有的一切，這與閏土的崇拜神靈偶像不可同日而語）。閏土要香爐和燭臺，因為他完全可以在崇拜偶像的過程中忘卻現實的困苦而得到關于將來的實實在在的精神寄托（盡管在魯迅看來這是不覺悟的、麻木的、可笑的），但魯迅的希望、他“自己手制的偶像”，卻無法使他像閏土那樣陶然于精神的寄托與寬慰。他們都有希望，都有偶像，但閏土的希望與偶像能帶給他精神的安慰，只是他不知這希望與偶像是虛無的；而“我”的希望與偶像則無法安慰“我”苦澀的靈魂，只因“我”清醒地知道這希望與偶像是虛無的。他比誰都清楚“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所以他在《故鄉》的結尾處不無矛盾地寫下心靈的苦澀：“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有一種觀點認為：魯迅的這段話表明只要有更多的人來“走路”，希望就會成為現實的樂觀傾向。恐怕這種理解與文本之間有較大的出入，也與作品的整體風格無法協調。以路比喻希望，又說“其實地上本沒有路”無異于說世上本沒有希望。它并不會因為“走的人多了”而有希望，這種“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其實是一種聊以自慰同時也慰藉他人的“無望的希望”。這種“無望的希望”正是《故鄉》的主體情緒。這種“無望的希望”也貫穿著魯迅先生的一生，我們并不會因此而低估了這位思想和藝術的偉人，相反卻從他“‘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卻偏要向這些人作絕望的抗戰”中深深體會到一種堅定的人格力量和悲劇的壯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