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君權的加強教學示例
面對文人的這場厄運，吳敬梓首先以鄙薄功名富貴與之抗爭，力圖恢復道德型文化的本來面目。他將儒家倡導的名教與魏晉時期的超脫加以整理組合，形成了其獨特的文化追求，王冕、莊紹光、杜少卿、虞育德、遲衡山、季遐年等人物形象便是這種文化追求的化身。他們辭卻了功名，卻又熱心于禮樂名教，是一批“真儒”。兩者的契合點就在于講求“文行出處”的道德型文化與政治型文化的統(tǒng)一。作為一名文人，道德必須品行端方，操守堅正，然后才能進入仕途，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抱負。如果一味追名逐利，貪圖富貴，那就違背了這種文化精神。吳敬梓以“真儒”和名士為儒林樹起了兩種類型而又具有同一實質的楷模，這是他對文化進行反思和整合的結果。
《紅樓夢》在對文化進行反思時，比《儒林外史》走得更遠。賈寶玉徹底否定了讀書為官這樣一條被封建社會視為天經(jīng)地義的道路，而以“保全守真”作為自己的人生理想。這雖然是莊禪精神的體現(xiàn)，實際上也是一種道德追求。這就是說，道德人格是人生的前提，只有解決這一問題，才有資格去完成事業(yè)的追求。明清小說所表現(xiàn)出的上述文化精神，今天依然能給我們以有益的啟示。只是我們應以新的標準對道德規(guī)范給以界定，但政治型文化與道德型文化相統(tǒng)一的傳統(tǒng)還是應當給以足夠的重視。
——王平《明清小說與“德治”》
（3）徐光啟“若今之時文（按：八股文），直是無用。”
（4）嚴復：“錮智慧，壞心術，滋游手”“使天下消磨歲月于無用之地，墮壞志節(jié)于冥昧之中，長人虛驕，昏人神志，上不足以輔國家，下不足以資事畜；破壞人才，國隨貧弱，此之不除，徒補苴罅漏，張皇幽渺，無益也。”
（5）顧炎武指出：“八股之害等于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于咸陽之郊。”
（6）顏元：“八股之害，甚于焚坑”“千百年來，率天下入故紙中，耗盡身心氣力 ，作弱人，病人，無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