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涉世家》教學設計
馬存認為司馬遷平生喜游,足跡不肯一日休。司馬遷壯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盡天下大觀以助吾氣,然后吐而為書。所以他的文章或為狂瀾驚濤,奔放浩蕩;或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妝如濃,靡蔓綽約;或龍騰虎躍,千軍萬馬。司馬遷世家龍門,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劍閣之鳥道;彷徨齊魯,睹天子之遺風。所以,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為文章,因而子長的文章變化無窮。
鄭樵(1103~1162),福建人,南宋史學家。鄭樵認為:諸子百家,空言著書,歷代實跡,無所紀系。而司馬遷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黃帝,下迄秦漢,勒成一書,分為五體: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易其書。六經之后,惟有此書。可見鄭樵對《史記》評價之高。
四、明、清
時代對《史記》的研究開始興盛,清代已趨繁榮。明、清時期涌現出了一大批成就卓著的學者,對司馬遷的人格和《史記》成就作出了驚世駭俗的贊嘆。
金圣嘆(1608~1661),明末清初杰出的點評家,一個思想敏銳而多才多藝的知識分子。他把《史記》作為“六才子書”之一,評論《史記》序贊九十多篇。他在評《水滸傳》、《西廂記》中多次贊揚司馬遷,發表了不少真知灼見。他說:“隱忍以就功名,為史公一生之心。”在評《屈原賈生列傳》中說司馬遷“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淚。”金圣嘆可謂司馬遷的知音。他對《史記》與小說關系的探討獨樹一幟。“《水滸傳》方法即從《史記》出來”,“《水滸傳》一個人出來,分明是一篇列傳。”清人張竹波更直言:“《金瓶梅》是一部《史記》。”可見《史記》對后世小說寫作技巧的廣泛影響。
錢謙益(1582~1664),明末清初江蘇常熟人。曾任禮部尚書,詩文甚負盛名。他在《物齋有學集》中說:“司馬氏以命世之才、曠代之識、高視千載,創立《史記》。”他認為司馬遷創立的五體結構,成為歷代史學家編史的樣本,發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
章學誠(1738~1801),清代史學家、思想家。是繼唐代劉知幾之后又一位杰出的史學評論家。他在史學理論名著《文史通義》中說:“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后一人而已。”他認為《史記》一書“范圍千古、牢籠百家”,司馬遷有卓見絕識之能,《史記》有發凡創例之功。由于司馬遷有卓絕千古的識力和筆力,《史記》是“經緯乎天人之際”的一家之言,章學誠儼然比于后無來者。
趙翼(1727~1814),江蘇武進人,清代史學家、文學家。長于史學,考據精賅。他在《廿二史札記》中說:“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系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專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匯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圍,信史家之極則也。”司馬遷的五體結構史學框架,一經創立,即為經典。縱觀廿四史,無一例外。趙翼稱為“史家之極則”,可謂精當之至。
梁啟超(1873~1929),廣東新會人,改良主義者、學者。梁啟超認為:“史界太祖,端推司馬遷”,“太史公誠史界之造物主也”。梁啟超對《史記》評價頗高,認為《史記》實為中國通史之創始者,是一部博謹嚴著作。他認為:史記之列傳,借人以明史;《史記》之行文,敘一人能將其面目活現;《史記》敘事,能剖析條理,縝密而清晰。因此他主張對于《史記》,“凡屬學人,必須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