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課  對外友好往來

唐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鼎盛時期。為學習先進文化，促進國家發展，日本頻頻向中國派出“遣唐使”和留學生。道瑞良秀博士說：“入唐留學僧和留學生，可以舉出150人左右。”（日道瑞良秀：《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徐明、何燕生譯，商務印書館，1992）
在歷次遣唐使中，第九次遣唐押節使多治比縣守特別值得一提，其人仰慕儒學，來唐后，“因請儒士授經”。唐玄宗“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就鴻臚寺教之”。他尊師重義，送給趙玄默日本生產的闊幅布，“以為束修之禮”；還將從唐朝得的賞賜，“盡市文籍，泛海而還”。（劉日句：《舊唐書•日本傳》，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6）此人雖無留學生名分，卻是不折不扣的短期進修生，而趙玄默則是唐代官方對外漢語教師之一。
唐代日本留學生一律被安排在國子監學習。唐國子監有六學：一曰國子學，二曰太學，三曰四門學，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曰算學，各學招生對象不同。六學的課程設置和學習要求，《唐六典》言之甚祥：“凡教授之經，以《周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公羊傳》《谷梁傳》各為一經；《孝經》《論語》《老子》，學者兼習之。”國子學生徒，“其習經有暇者，命習隸書，并《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律學生徒，“以《律》《令》為專業，《格》《式》《法例》亦兼習之”。書學生徒，“以《石經》《說文》《字林》為專業，余子書亦兼習之”。算學生徒，習《九章》等數學書籍。（唐玄宗：《唐六典》，廣雅書局刻本，光緒二十一年1895）《國子監》《新唐書》曰：“凡博士、助教分經授諸生，未終經者無易業。……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谷梁傳》為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余經各一，《孝經》《論語》皆通之。凡治《孝經》《論語》共《尚書》《公羊傳》《谷梁傳》，各一歲半；《易》《詩》《周禮》《儀禮》，各二歲；《禮記》《左氏傳》，各三歲。學書，日紙一幅，間習時務策，讀《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凡書學，《石經》三體限三歲，《說文》三歲，《字林》一歲。凡算學，《孫子》《五曹》共限一歲，《九章》《海島》共三歲，《張丘建》《夏侯陽》各一歲，《周髀》《五經算》共一歲，《綴術》四歲，《緝古》三歲，《記遺》《三等數》皆兼習之。旬給假一日。前假博士考試，讀者千言；試一貼，貼三言；講者二千言。問大義一條，總三條，通二為第，不及者有罰。歲終能一千之業，口問大義十條，通八為上，六為中，五為下。并三下與在學九歲，律生六歲，不堪貢者罷歸。諸學生通二經，俊士通三經，已及第而愿留者，四門學生補太學，太學生補國子學。”（歐陽修：《新唐書》，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6）（《選舉志》）足見唐國子監專業分明，教學計劃有條不紊。
在來唐的日本留學生中，最著名者莫過于吉備真備和阿部仲麻呂（部，或作“倍”）。
吉備真備，開元五年（717）隨第九次遣唐使來華。在華期間，研覃經史，該涉眾節，成為飽學之士。開元二十二年（734）十一月攜漢籍1700多部歸國。天皇授其正六位下，拜大學助教。其時日本的大學設有明經、文章、明法、算學、音韻、書法第六科，生徒400～500人。吉備為六科生徒講授學自中國的各種新知識，教讀《史記》《漢書》《后漢書》。高野天皇也跟他學習《禮記》《漢書》。其歷史功績之一是根據部分漢字偏旁部首創制了日語片假名。這些漢字共50個，稱“母字”，如“伊、呂、波”等。五十母字，“相傳為吉備真備從遣唐使留學，其師王化言所定”。（黃尊憲：《日本國志》，上海圖書集成印書局，光緒二十四年1898）王化言是唐代又一位優秀的對外漢語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