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課統一國家的鞏固學案
“輪臺詔”標志著武帝末年政策的轉折點，改正自己的過失，停止連續三十二年的大事征伐。從此不復出軍，強調“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轉變到重視生產、減輕民眾負擔、恢復民力上來，因而出現了社會安定的轉機。對此司馬光評論說：“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于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遵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董仲舒的思想和其之后的社會歷史之中，“百家思想并沒有真正絕跡，而是融入社會、融入儒家的理論之中。故有謂：《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中國哲學史二卷。65頁董仲舒認為片面強調法制，任刑而不尚“德”所以“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奸不息”，“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必然會“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水”，是以仁德代替嚴刑、德刑并用，“限制豪強”“以贍不足”等等政治原則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