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素材專輯(336)

   1、生活的靶心
   那年，我沒考上大學，心灰意冷，整天呆在家里，悶悶不樂。父親為了讓我盡快走出高考落榜的陰影，常帶我出去散心。
   一天，我與父親來到一口池塘邊。父親撿起一些石子，放進我的手里，說：“能扔中那朵荷花嗎？”我瞄準荷花，將手中的石子一粒粒扔出去，結果一粒也沒有扔中。父親感慨地說：“看準了目標，不是都能擊中的啊！”頓了頓，他接著說：“就像考大學，看準這個目標的人不少，但看準了的，不一定都能考上。”
   父親又撿起一些石子放在我手里，說：
   “你隨意扔扔看。”扔出去的石子落進水里，濺起細密的波紋。波紋在陽光的照耀下，閃爍著熠熠的光彩。
   “美嗎？”父親問。我點了點頭。“你看，石子落在哪里，就以那里為‘靶心’，激蕩起美麗的漣漪。人若能像這些石子一樣，不論是否達到預定的目標，都熱愛自己現處的世界，世界就會是美麗的。”父親諄諄開導我。
   父親的話，給了我啟迪。從此我努力振作起來，積極學習寫作。功夫不負有心人，我寫的一些文章陸續見諸報端，我走出了生活的陰影，變得熱情、開朗和充實起來。
   感謝父親，是他使我感悟了人生的哲理，并改變了自己的一生：處處都是生活的“靶心”，都是為之奮斗的目標。只要努力去做，就能開出絢麗的花，結出甘甜的果。
  
   2、上與下
   上與下，表示相對位置的高低。它可以表示空間位置關系，也可以表示社會位置關系。
   空間位置高的物體勢能大。勢能可以轉化為其它能，比如動能（所以滑翔愛好者總要從高處跳下，這樣才能獲得飛翔的速度）。勢能也可以作功，比如高處的物體砸到地面上會發出轟然巨響。越低的物體越發沒有速度，沒有聲響，因為它越發沒有勢能。
   社會位置在上的人能量也大。有能就會做功，但各種能人做功的方式是不同的。我很懷念18世紀啟蒙運動后的社會精英，如托爾斯泰、泰戈爾、恩格斯、魯迅。他們都是些眼睛向下的貴族，是貴族逆子們在平民土壤中的新生代表。由他們努力所形成的“勞工神圣”、“大眾化”、“到民間去”等知識界的潮流，長遠地影響了后來的歷史。也就是說，至今我們仍然能清晰地聽到他們發出的巨響。這是他們高高在上的標志。如果他們當初不是生活在錦衣玉食、深宅大院的上層，反而不會具備反叛上層階級的能量，便會在歷史長河里，和許多底層無能的人一樣寂寥無聲。
   有意思的是，先民對上、下的理解也是從聲響方面切入的：畫一條橫線表示地面，地面的頂方是天的方向，那里有風、雷、雨、雪、雹、閃電，有月亮、太陽、星星、銀河、流星雨、北極光，是個嘈雜的即“響”的世界，故用“響”的諧音“上”來定義之；地面的下方是陰間的方向，是黑暗的歸宿地，是沒有生命的、靜的、死的、牢獄的、黑暗的鬼的世界，故用“瞎”的諧音“下”來定義之。
   其實，地下的石油支持著F1的速度，地熱溫暖著現代白領的豪宅。地下不是沒有能量，地震時發出的響聲，也可以作為“下”有能量的證明。地殼運動使上面的翻到下面，下面的翻到上面，這也是卡夫卡、梵高由“瞎”變“響”的原因。
   當下的世界非常熱鬧，并不缺乏聲響，誰都藉聲響來表達自己的層次，大狗小狗紛紛沖著這個世界喊叫。盡管如此，我還是期待著于無聲處聽驚雷的爆發，因為“下”也是有能量的，“下”同樣蘊藏著創響的豐富資源，盡管“下”在多數時間里顯得寥落而寂寞。
  
   3、實在中見自在
   近日讀到一些文章，獲悉錢學森———這位功勛卓著的大科學家，至今依然住在1955年冬天他回國不久后入住的那幢多層樓里。盡管組織上先后多次請他遷居“部長樓”和“將軍樓”，他都放棄了，在這幢樓里一住40多年。
   錢家有間20來平方米的客廳，他的夫人蔣英（中央音樂學院教授）所用的一架鋼琴，就占去了1/4的面積。錢老也在這里接待了許多客人或召集有關專家在此研討業務。當年單位派人來裝修這間客廳的時候，夫婦倆力主簡樸，反對搞什么排場和氣派，說只要體現出是個知識分子的家庭就行了。當年鋪設的地板早已泛白，客廳的擺設也極為簡樸。
   錢老還有一件事也挺讓人感動的。他回國后的第一個職務是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長，正職。該院專事導彈研制。作為正院長，他既要負責業務，還要主管頭緒紛繁的行政事務。錢老從實際出發，主動向中央要求，把正職改為副職，以利集中精力管好業務。之后，他曾到七機部當副部長，到國防科委當副主任。他從工作考慮，樂于和“副”字結緣。而社會上某些人往往為去掉官銜上的那個“副”字，千方百計地鉆營，真令人感嘆。
   客廳的簡樸以及甘當副職，這兩件事有個共同的特點，都反映了錢老為人的實在，并在實在中求得自在。他把人生有限的歲月和精力都充分用到事業上去，物欲和官位，都不在他的興趣之中。錢老家有40多個書櫥，除國防科學之外，他還關心諸多學科的發展。錢老的思維空間和精神世界極為寬廣。蔣英女士和錢先生有著相同的看法，她說：“一個科研人員，如果滿腦子都是金錢、榮譽、地位這些東西，即使很聰明，也成不了大器。”
   一個搞科學，一個搞藝術，他們活得自在充實。
  
   4、用枝葉寫成的書
   在中國眾多的筆記中，有一部原稿不是寫在紙上，而是寫在樹葉上的書，這就是元末陶宗儀的《南村輟耕錄》。
   陶宗儀，字九成，號南村，生于元末，浙江黃巖人。年輕時曾參加過科舉考試，沒有考中，毅然放棄科舉之路，而終生致力于學問。他家里貧窮，靠教書維持生計。晚年因避戰亂遷居到松江府南郊，一邊教書，一邊耕種幾畝薄田。
   下地耕作之時，他身上攜帶筆墨，每有所思，就隨時停下手中的犁鋤，摘下樹葉，把想到的寫在樹葉上。寫完后，裝在盎(一種腹大口小的盆)中，日暮歸家時，把盎埋在樹下。這樣，隨時輟耕，隨時書寫，10年過去，埋在地下，裝滿樹葉的盎已有10余個了。有一天，他把這些盎從地下起出，倒出樹葉，讓學生們幫助一條一條地錄在紙上，共計600余篇短文，整理編輯成30卷。因他自號南村，寫作是在隨耕隨輟中進行，故此書名曰《南村輟耕錄》。
  
   5、喚出的婚姻
   宋祁為北宋名士，風流才俊。他因與其兄宋癢同舉進士，因而被稱為小宋。
   這一天，繁臺街上，車水馬龍，百姓立于兩旁觀望著，宋祁也置身于人流中。金色的垂帳，朱紅的轎簾，皇家車隊浩浩蕩蕩的大氣派，引得路人驚嘆不已。
   “這是小宋呀！”忽而，宋祁聽見宮車中有這樣一聲驚呼，他望了過去，那繡簾微挑的車內露出了一雙彎似新月的眼睛，娥眉淡掃入鬢。他們的目光觸碰了，她望著他微笑著，只是車隊漸行漸遠，那目光灑了一地，終于消逝了。
   那一夜，宋祁無法入眠了，那雙眼睛總在他腦海中閃爍，揮之不去。他披衣而起，任月光染得素箋蒼白。他提筆寫道：畫轂雕鞍狹路逢，一聲腸斷繡簾中，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金作屋，玉為櫳。車如流水馬如龍。劉良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幾萬重。
   這首《鷓鴣天》詞不久就在社會上傳開了，后來傳到了宋仁宗的耳里。宋仁宗叫來了那日隨行的宮女，詢問在車窗前呼叫“小宋”的是誰。見宮女們戰戰兢兢，猶恐觸怒了皇帝的樣子，那宮女站了出來，低聲說道：“不久前宮中舉行宴會，見到皇上宣召翰林學士，左右官宦都稱他小宋，便記下了，那日我坐在車上，偶然碰到翰林學士，便喊叫了一聲。”
   宋仁宗只微微一笑，并沒有處罰她。第二天，宋仁宗把宋祁召進宮來，淡淡地對他講了這件事，望著驚愕的宋祁，宋仁宗笑著說：“蓬萊仙境也不是很遙遠啊！”當即把那名宮女賜給了他。
  
   6、切瓜應對
   蘇東坡的一個門生，春寒時節獨坐家中書房。天下著毛毛細雨，他見冷雨滴窗，便觸景生情，吟成一個單聯：
   凍雨灑窗，東兩點西三點；
   此聯極妙，“凍”拆為“東”和兩點，“灑”拆為“西”和三點水。但他沉思頗久，未得下聯，便先擱下。
   過半年后，他又想起此對，依然對不上，只好去請教老師蘇東坡。當時正值暑天，老師不忙應對，卻拿起刀來，切開西瓜待客。書生見老師總不開口，便急催“請恩師賜對”。東坡笑了笑說：“剛才我不是對給你了嗎？”書生更急了：“沒有呀，對在哪里？”蘇東坡指著西瓜念道：
   切瓜分客，橫七刀豎八刀。
   書生這才明白：“切”字拆為“七”、“刀”；“分”字拆為“八”、“刀”。更妙的是切合了剛才切瓜待客的情景。從此，書生更對蘇東坡崇拜得五體投地了。
  
   7、清末廉吏小考
   鴉片戰爭前后，清政府雖腐敗日重，但仍不乏“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潔之士，他們目睹政治腐敗、國家危機四伏，力圖挽救頹風、拯救危亡。這批人志向遠大，盡忠職守，廉潔自持，力戒貪污腐化。如民族英雄林則徐、長期擔任兩江總督的陶澍等。他們為人正直，為官清廉，心系國利民福，在當時黑暗的官場中，宏揚正氣，熠熠生輝。
   這批人在仕宦生涯中，由于抱負遠大，節操崇高，所以能出淤泥而不染，始終保持著“不妄取一錢”的清白作風。陶澍從做小京官就立下誓言：“要半文不值半文”，“辦一事須了一事”。林則徐在各地做官，注重防微杜漸。他每次在赴任途中，先發《傳牌》，通告沿途官員不準致送禮品；到任后又發布《關防告示》，聲明辦事一秉至公，謝絕私情。對下屬官吏，若發現貪污作弊情節，立刻查拿嚴辦。涉及財務問題，從不搞暗箱操作，講究透明度。胡林翼捐升知府時，按照慣例，可以選擇一個肥缺，但他卻選擇了窮僻的貴州。友人問其故，他的答復是：“初為政，此邦貧瘠或可保清白之風。”左宗棠少時即“身無半畝，必憂天下”，戎馬一生，先后作總督21年，兼作欽差10余年，按規定可以領巨額公費，他卻分文不取。不用門丁，不收門包，不收饋贈禮物。他還將養廉擺在整飭吏治的首位，他平時衣著皆布，不講奢華，服官40年，在家鄉也未造房屋，未買田產。
   晚清廉吏并不是一個集團，但由于志同道合，彼此關系相當親密，而且前后傳承、同心協力，做了許多造福社會、有益民眾的好事。左宗棠與林則徐原不相識，在陶、胡的推薦下，林始知其人。后林從云貴告老回閩，特意繞道長沙與左晤談，一見“詫為絕世奇才”。兩人宴談通宵，無所不及，林的厚望成為左后來建功立業的強大動力。左宗棠三試不中后絕意科舉，擬作“湘上農人”，因胡林翼的竭力舉薦，新任湖南巡撫張亮基又三次重金招聘，他才于1852年出任撫署高級幕僚。后來又是胡林翼以及許多清廉官吏的竭力舉薦，咸豐帝才有令左襄辦軍務之命。胡林翼在湖北巡撫任內，同樣努力培植清廉人士，除左宗棠外，胡在貴州培育的少年英才張之洞，更成為出類拔萃的后起之秀。
  
   8、人生的四個經典問題
   問題一：如果你家附近有一家餐廳，東西又貴又難吃，桌上還爬著蟑螂，你會因為它很近很方便，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光臨嗎？回答：你一定會說，誰那么笨，花錢買罪受？
   可同樣的情況換個場合，自己或許就做類似的蠢事。不少男女都曾經抱怨過他們的情人或配偶品性不端，三心二意，不負責任。明知在一起沒什么好的結果，怨恨已經比愛還多，但卻“不知道為什么”還是要和他攪和下去，分不了手。說穿了，只是為了不甘，為了習慣，這不也和光臨餐廳一樣？
   做人，為什么要過于執著？
   問題二：如果你不小心丟掉100塊錢，只知道它好像丟在某個你走過的地方，你會花200塊錢的車費去把那100塊找回來嗎？回答：一個超級愚蠢的問題。
   可是，相似的事情卻在人生中不斷發生。做錯了一件事，明知自己有問題，卻也不肯認錯，反而花加倍的時間來找借口，讓別人對自己的印象大打折扣。被人罵了一句話，卻花了無數時間難過，道理相同。為一件事情發火，不惜損人不利己，不惜血本，不惜時間，只為報復，不也一樣無聊？失去一個人的感情，明知一切已無法挽回，卻還是那么傷心，而且一傷心就是好幾年，還要借酒澆愁，以致形銷骨立。其實這樣一點用也沒有，只是損失更多。
   做人，干嗎為難自己？
   問題三：你會因為打開報紙發現每天都有車禍，就不敢出門嗎？回答：這是個什么爛問題？當然不會，那叫因噎廢食。
   然而，有不少人卻曾說：現在的離婚率那么高，讓我都不敢談戀愛了。說得還挺理所當然。也有不少女人看到有關的諸多報道，就對自己的另一半憂心忡忡，這不也是類似的反應？所謂樂觀，就是相信：雖然道路多艱險，我還是那個會平安過馬路的人，只要我小心一點，不必害怕過馬路。
   做人，先要相信自己。
   問題四：你的時間無限，長生不老，所以最想做的事應該無限延期？回答：不，傻瓜才會這樣認為。
   然而我們卻常說，等我老了，要去環游世界；等我退休，就要去寫一部小說；等孩子長大了，我就可以參加健美活動……我們都以為自己有無限的時間與精力。其實我們可以一步一步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必在等待中徒耗生命。如果現在就能一步一步努力接近，我們就會達成自己的理想。
   實現理想，要從現在做起。
  
   9、窮人的浪漫
   傍晚，我散步到天橋邊，看見一個小伙子背著個年輕的女子上天橋。看他們的裝束，像是一對進城打工的年輕夫妻。那女子軟軟的趴在小伙背上，小伙子大概是有些吃力，額上滲著細密的汗珠。我趕忙過去，一邊幫忙攙扶著，一邊關切的詢問：“這姑娘生病了吧？我來幫你叫車送醫院。”
   來到天橋上，那姑娘忽然從小伙子的背上跳了下來，大笑不止，小伙子連忙向我道歉：“對不起，對不起，謝謝您，我們是在做游戲。”
   “什么？你們———在做游戲？”我尷尬中不免有些慍怒。
   好半天，姑娘才止了笑。他告訴我：今天是他們結婚3周年紀念日，他們特意調了夜班，請假出來逛街。“他沒有錢，我不要他買什么禮物。但他有力氣，所以要他背我上天橋。背了3個來回就累成了這樣，將來結婚30周年，我讓他背30個來回，那還不把他的老骨頭累散了……”
   說完，那姑娘又笑了起來。小伙子在一旁只是憨憨地笑，并不多言。以我的眼光來看，那女子長得并不漂亮，甚至可以說是丑。而此刻，這不漂亮的鄉下女子卻被寬厚的愛映襯得像是一個嬌貴的公主。
   人們向來以為，浪漫必定跟鮮花、燭光、酒吧、音樂聯系在一起，卻沒想到世上還有這樣一種別致的與金錢無關的浪漫。是啊，如果沒有錢給愛人買下一份昂貴的情調，那我們至少還可以——背著愛人去逛街！
  
   10、敬一丹遭遇尷尬
   我沒文化
   以前我一直認為，我挺會跟農民說話的，畢竟我還當過五年知青嘛！結果一次到山東采訪，就遇到了我不曾想到的一件事。這次采訪的話題是談農民產業協會。我們要采訪的是一位養豬分會的會長。我幾乎什么細節都想到了，比如說采訪養豬分會的會長，我應該在典型的環境里。于是，我們就在他的養豬場，找到養豬場一個最好的角度，從我們鏡頭里可以看見大豬、小豬，很生動的那種場景。我的服飾，我也想到了，我想，在養豬場我應該穿和這個環境協調的衣服，跟農民在一起，沒有距離感的那種服裝。于是我穿了一件我們《焦點訪談》的工作服，很普通的夾克衫，也挺樸素的。
   我就開口了：“會長，你們這個養豬分會輻射了多少農戶？”
   我萬萬沒想到，這個會長滿臉迷惑，看著我說：“對不起，記者同志，什么叫輻射？”
   頓時，在場的所有的攝制組的同事都停了下來，這一刻把我尷尬的！幸好不是直播，這要直播就露怯了。作為一個電視記者是專門跟人打交道的，你找不到和不同的人打交道的不同感覺，這就是沒文化！這就是根本沒懂在鏡頭前跟人打交道的那種特有的文化。
   碰到這種尷尬的時候，沒有人能救我，只有自救。在現場我就使勁想，我用一句什么樣的話才能讓這個養豬分會的會長懂得“輻射”的意思呢？其實呀，人家這個農民說話比我生動得多，當我叫他會長的時候，他就說：“什么會長呀！我就是個養豬頭兒。”我急不擇詞，胡亂換了一句話說，“你這個養豬頭兒管著多少家呢？”其實“管”字也不是很確切，但無論如何在此情景之下比“輻射”好得多。
   一直到現在，這件事我還是忘不了，一到說話不加斟酌、脫口而出的時候，我就想，千萬不要忘了“輻射”這個詞給我帶來的尷尬。
   我是股盲
   還有一次尷尬，是我初當記者的時候，那時我們國家剛剛建立股市，我到股民當中采訪。本來我是想從宏觀角度來說明我們國家建立股份經濟的必要性，沒有打算涉及股市里邊的那些具體問題，但是一走到股民當中的時候，股民就圍著我七嘴八舌說：“現在如果股市這么管的話，弄不好我們這些小股民就套牢了。”我一下子就沒法交流了，可是當時我又不好意思問什么叫“套牢”，我只好采取另外一種自救的方式，我一想，具體的問題我不懂，但是我至少可以轉換一個話題，轉換一個我能把握的話題，我就說：“你們能不能給我描繪一下，你們理想中的中國股市是什么樣的？”這時股民就開始你一言我一語，“我們希望它是公正、公開、公平和有秩序的。”這些話題我就能把握了。采訪結束，股民散去后，我才悄悄問我旁邊的證券公司的經理：“什么叫套牢？”
   自找麻煩
   在采訪干部方面，我也有過教訓。有一次采訪一位干部，我沒留神，在閑聊的時候，說了一句不當說的話，我說：“今天您的這段話，是我們節目里的點睛之筆呀！”沒想到，他一下子就緊張起來，本來談笑風生，聽了這句話立刻變得神情嚴肅。由于過于重視，使他失去了常態，他變得緊張、亢奮，說出話來已經失去了自然狀態中的交流感。我這時只有罵自己，“我怎么那么多嘴呀，誰能禁得住‘點睛之筆’呀。”這次采訪的教訓告訴我，對某些干部來說，不宜過于強調這次采訪的重要性，像“點睛之筆”這樣的詞，在某些場合應該算作“忌語”。這樣才能讓本來就有負擔的干部們，盡量輕松地面對鏡頭，以常態來接受采訪。
   自尊受傷
   在辦《一丹話題》的時候，我曾經長時間和一位攝像合作，他叫杜禹。有一次去采訪，到山區的一個村里，路上我暈車了，恰巧碰到的被訪者是一個懼怕鏡頭的人，我自顧不暇，也沒有心情去調試對方的狀態，這時候攝像就和人家說，不要緊，您別緊張，不行的話我們可以重來。其實這些話是應該我說的，可是那天我沒有盡責，采訪效果很不如意。采訪結束后，人家走了，我們攝制組自己的人在收拾東西，我抱怨：“說的什么呀，根本就不能用！”這時候杜禹一邊收拾機器一邊說：“沒有不會說的，只有不會問的。”我聽了這句話以后，就像當頭一棒一樣，第一個感覺是，這句話好傷自尊噢！我企圖想出一句惡狠狠的話來報復，在往回走的路上，我想了一路，也沒想出一句合適的話。到了住地以后，我就把這句話記在本上了。我仔細琢磨，他說得對，他是用一種簡而言之的方式，強調了主持人在鏡頭前應該有的一種狀態，和他應起到的主導作用。
   采訪錯位
   我們《焦點訪談》的攝像王守誠，又一次也給了我一個評價。我們在洪水過后的災區，采訪一位烈士遺孀的時候，我難以控制自己的情緒。當烈士遺孀聲淚俱下的時候，我也聲淚俱下。后來編片子的時候，我幾乎找不到我平靜的神態和不流淚的鏡頭。而在現場，我沒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我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角色。回來以后，攝像以半開玩笑的方式，和我的同事說：“我拍攝敬大姐采訪一位烈士遺孀，兩個人一塊哭，我都分不清誰是烈士遺孀了。”攝像這句話指出了我的一種錯位。作為一個很理智的、很有職業感的記者，不管在任何一個現場、任何一個復雜的場景下，都應該有把握能力，而我當時，恰恰就失去了把握的能力，甚至有些失控。
   可能每一個播音員、主持人、記者都有這種遭遇尷尬的場面，這個場面可能是偶然的、一時的，你琢磨它，卻會琢磨很久，如果真能在尷尬場面里琢磨出點兒什么，也就算沒白遭遇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