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課標六年級上冊《懷念母親》相關資料
在哥廷根大學，我選的主系是印度學，兩個副系是英國語言學和斯拉夫語言學。我學習了梵文、巴利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等，還選了不少別的課。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還意外學到了吐火羅文。
人的一生中有很多偶然性，它能給人招災，也能給人造福，我學習吐火羅文，就與偶然性有關。
說句老實話，找到哥廷根以前，沒有聽說過甚么吐火羅文。到了哥廷根以后，讀通了吐火羅文的大師西克教授就在眼前，我也還沒有想到學習吐火羅文。原因其實是很簡單的，我要學三個系，已經選了那么多課程，學了那么多語言，已經是超負荷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我學外語的才能不能說一點沒有，但是決非語言天才。我不敢在超負荷上再超負荷。而且我還想到，我是中國人，到了外國，我就代表中國。我學習砸了鍋，丟個人的臉是小事，丟國家的臉是大事，決不能掉以輕心。因此，我隨時警告自己：自己的攤子已經鋪得夠大，絕不能再擴大了。這就是我當時的想法。
但是，二戰爆發后，我的導師瓦爾德施米特被微從軍，他的老師，已經退休、年逾古稀的西克教授出來代理他。西克對我這個異域青年寄托極大的希望，一定要把他的絕學傳授給我，要我跟他學習吐火羅文。我想，除了個人感情因素之外，他是以學術為天下公器，想讓印度學和吐火羅文在中國生根開花。
總之，我是學了這種語言，而且把學到的知識帶回了中國。盡管我始終沒有把吐火羅文當作主業，中間還由于種種原因我幾乎三十年沒有搞，只是由于另外一個偶然性，我才重操舊業。但是，這一種語言的研究在中國畢竟算是生了根。中國的吐火羅學，再擴大一點說，中國的印度學，現在可以說是已經奠了基。我們有一批朝氣蓬勃的中國梵文學者，是已故金克木先生和我的學生以及我們的學生的學生，當然，也可以說，是西克教授和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的學生的學生的學生。他們將肩負起繁榮這一門學問的重任。
問：您剛才談到人生的偶然性，這使我想起人們常說的：機會總是為有準備的人準備的。您沒有清華的準備，就不會想到學梵文；您作為異域學子，如果沒有杰出的表現，德國老教授也不會執意收您為弟子，主動教授吐火羅文。尤其您留德期間，正是二戰時期，處境一定十分艱難。聽說您在德十年，每天都記日記，有人譽之為「一部中國留學生求學奮斗史」，不知后來可否發表？
答：沒有，沒有時間整理和考慮。
三十五歲任北大教授兼東語系主任
問：據知您留學回國后，三十五歲就當上了北京大學的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四九年新中國成立后，又被評為全國可數的一級教授之一、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等等�；仡欉@段經歷，不知您有些甚么感想？
答：二戰結來后，我離開德國，于一九四六年夏輾轉回到闊別十一年的祖國。
通過陳寅恪先生介紹、胡適之先生與傳斯年先生和湯用彤(钖予)先生的同意，來到北大工作。同時，我寫信給英國劍橋大學，謝絕了劍橋之聘，決定不再回歐洲。按北大當時的規定，從海外得了博士學位回國的人，只能任副教授，在清華叫做專任講師，須經過幾年的時間才能轉正教授�？墒�，大大出我意料，至多不過十天，用彤先生通知我，我被補聘為正教授兼東語系系主任，并且還兼任文科研究所的導師。前二者我已經不敢當，后一者人數極少，都是飽學宿儒，我一個三十多歲、名不見經傳的毛頭小伙子，竟也濫竽其間，我真是既感光榮，又感惶恐不安。我知道這是前輩師長對我的提攜和愛護，這對我五十多年在北大的工作一直起著激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