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課標六年級上冊《懷念母親》相關資料
四九年后，我繼續「鴻運亨通」，可以說，剛過不惑之年，一個中國讀書人所能期望的最高榮譽和利益，我都已穩穩地拿到了手中o
但是，我是一個頗有一點自知之明的人。我知道，我之所以能夠如此，與錫予先生不聲不響的提攜是分不開的。
至今我在燕園內外有頗令人滿意的口碑，好像我真是淡薄名利，與人無爭。難道我真就這樣好嗎？我的道德真就這樣高嗎？不，不是的。我雖然不能把自己歸于壞人之列，因為除了替自己考慮之外，我還能考慮別人。但我也決非圣賢，七情六欲，樣樣都有；私心雜念，一應俱全�？墒牵热辉诿麅蓚�方面，我已達到了頂峰，我還有甚么可爭呢？
現在回想起來，我的一生，雖也遭逢過大大小小的災難，像十年浩劫那樣中國人民空前的災難，我也不幸「躬逢其盛」，幾乎把一條老命搭上，然而，我仍然覺得自己是幸運的，趕上了許多意外的機遇。
俗話說：「一個禽笆三個樁，－個好漢三個幫」。如果沒有人幫助，一個人會是一事無成的。在這方面，我就遇到了極幸運的機遇。生平幫過我的人無慮數百，要舉出人名的話，我首先要舉出的，在國外有兩個人：一個是我的博士論文
導師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另一個是教吐火羅語的老師西克教授。在國內有四個人：一個是馮友蘭先生，如果沒有他同德國簽定德國與清華交換研究生合同的話，我根本到不了德國。另外是胡適之先生，湯用彤先生，尤其是陳寅恪先生，如果沒有他的影響的話，我就不會走上現在走的這一條治學道路。
總之，我生平要感謝的師輩和友輩頗有幾位，盡管我對我這一生并不完全滿意，但是有了這樣的師友，我可以說是不虛此生了。
《牛棚雜憶》不出對不起子孫后代
問：您剛才談到「文革」遭遇，讀過您的「牛棚雜憶」，給人震憾很大。據說您認為，這本書非出不行，不出對不起子孫后代。您是怎樣考慮的？
答：把文革的遭遇寫出來，我認為，是對后世子孫負責。我們不寫，對不起后世子孫。一個這么偉大的民族，發生這么大的悲劇，這是一個空前的悲劇，我希望它絕后啊！從一九三二年我二十一歲時起，我幾乎每年都寫點東西，可是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七年，長達十一年的時間內，竟然一篇東西都沒有。為甚么會成這個樣子？大家心里都明白。而且，豈是我一個人如此，全國不知道有多少、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都如此。由此可見，所謂的文化大革命究竟產生了多么嚴重的后果，不是清清楚楚的嗎？所以我認為，如果把這一場災難的經過如實寫出來，它將成為我們這個偉大民族的一面鏡子，常在這一面鏡子里照一照，會有無限的好處，它會告訴我們，其么事情應當干，其么事睛不應當干。
擁懷「原罪感」四十多年
問：您在《牛棚雜憶》中多次談到「原罪感」這個詞兒，您是甚么時徹底擺脫了所謂「原罪感」？
答：解放以后，我是有一種「原罪感」。我從德國回國以后，僅僅三年中國就解放了。解放初期，我同其他一些老知識分子心情相同，興奮、愉快，希望而且也覺得從此換了人間。而且，反觀自己，從內心深處認為自己是一個「摘桃派」：我享受著「解放」的幸福，可是我做了甚么貢獻呢？當國內人民把腦袋掛在褲腰帶上浴血抗戰的時候，我卻躲在萬里之外的異邦追求自己的名聲事業。我左思右想，沉痛內疚，覺得自己有罪，覺得知識分子真是需要改造，我仿佛變成了一個基督教徒，誠心誠意地接受對知識分子的改造。背著這樣沉重的「原罪」的十宇架，我經過解放后大大小小的、一個接一個的運動，雖然也有想不通、弄不明白的時候、但好多好多年這種「原罪感」深深地印在我的靈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