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好每一所學校 教好每一個學生—關于制定《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的32條建議

不過，措施之嚴厲反過來也說明問題之嚴重。中小學生負擔過重的問題由來已久，累積至今，已然是教育領域久治不愈的頑疾。學生的書包一天天加重，乃至衍生出“拉桿書包”之類的新產品；家長們一次次抱怨，但終歸身不由己，不敢讓孩子有絲毫的懈怠；學校一遍遍厲行“減負”，但也是一肚子苦水——誰能無視事關生存和發展的競爭壓力?負擔過重的危害誰都一清二楚，但真要“減負”的時候，似乎又是誰都力不從心、愛莫能助。結果，學生負擔減減增增，反倒有愈演愈烈之勢。

當然，這不是說以前的“藥方”都用得不對。關于“減負”，各地各部門相關政策文件層出不窮，其中的規定也并非無的放矢。比如，有的規定，上學不得早于幾點，放學不得晚于幾點；有的明令，堅決糾正以學生考分和學校升學率為唯一標準評價地區和學校辦學水平；還有的嚴禁中小學校以任何形式按考試分數分班、排名次。類似規定，目標都很明確，就是要把“快樂學習還給學生”。但總體來說，所有的“減負”舉措都還是在應試教育的模式中打轉轉。學生負擔過重，只是應試教育體現出來的一個表征，由此順藤摸瓜，可以牽扯出一籮筐教育體制問題、教育投資問題、教育管理問題、教師素質問題等等。江蘇的此次規定雖則旨在促進學生的體質健康，但事實上，已經觸及到了課業負擔背后的一系列問題。因而，在表象上單兵突進的“限時令”，能否實現良好的初衷，尚需作審慎的評判。

有些時候，明明是很“熱”的天氣環境，但我們卻往溫度計上潑一盆冷水，想以此求得“涼爽”。自然，溫度計的指數會有變化，但“天熱”依然如故。中小學生的作業時間，就是應試教育的溫度計；再嚴格的限時，也只是往溫度計上潑的水再冷一些而已。所以，要得到“涼爽”的感覺，我們還需多做一些降溫的工作。

（節選自《光明日報》.9.3）

“最不好教”的孩子最難得

魯作之

近來讀一篇哪國孩子最好教的文章，敘說來中國支教的南非教師尼爾，以一道智力測驗題戲說，中國孩子最好教，而美國孩子最不好教，這是尼爾的親身感受，并不是憑空杜撰。但一名教師是執著追求教出這“最不好教”的孩子，還是這“最好教”的孩子呢？這對中國教師來說，是很值得思考的。

尼爾的智力測驗題“樹上有10只鳥，開槍打死一只，還有幾只”，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就編進了課本，面孔不陌生。中國學生一班60余人，齊刷刷回答出了“標準答案：都嚇跑了，一只也沒有了”，“三秒鐘就把問題解決了”。據此，尼爾說中國學生課堂紀律好，聰明，懂禮貌，守紀律；而在美國加州一所小學執教時，一個班24名學生“竟然都不吭聲”，“只得挨個去問”。然后，學生不直接回答問題，卻反問尼爾，“被問得摸不著頭腦”。“一個問題竟耗了一堂課的時間”，“簡直糟糕透了”。學生好教與不好教，評估標準在于學生不問與愛問。教師提問，不愛學生反問；學生答問，只管是否，教師不問過程。這里，尼爾說中國學生好教，其實是曲意點明，這種非科學的傳統教學觀，正支配著中國學生的智力生活。

中國古代一位教育家說，學貴知疑。美國學生在答題中，能在看似無疑處生疑，疑中國學生所不疑，疑教師所無疑。學生開始都不吭聲，是腦子里有了疑問正在思考。首先，加州打鳥犯法，這道題的真實性存在嗎？其次，發現了構成題目的條件與問題有諸多模棱兩可的地方：樹，單株的還是多株？鳥都有聽覺嗎？都能飛嗎？槍擊有聲嗎？還有幾只，指剩在樹上、樹下的還是樹周圍的空間？于是引出了課堂上的那一連串幼稚而可笑的提問，在注入式教學看來純屬節外生枝、不以為然的提問，實際上是他們欲揚先抑，每道都關系到答案準確程度。孩子一旦澄清了模糊，便得意地回答出難得推翻的答案：打死的要掛在樹上，就剩一只，如果掉下來就一只不剩了。如果未打死的當中，有失去聽覺的，一定留在樹上；如果是無聲獵槍，那膽大的，不會飛跑……他們從簡單中演繹出復雜，又從復雜中歸納出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