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教版八年級語文下冊第四單元復習資料
1942年8月14日,我到了當時所謂“戰時首都”重慶。不久,為了紀念魯迅逝世,在“中蘇文化協會”的俱樂部召開大會,文化界的同志都到了,老舍主持。大會剛開始,一群特務闖上主席臺,把老舍架了下來,亂叫亂鬧,會沒開成,大家悲憤而散。1946到1948年,我在上海,家住虹口,茅盾同志住大陸新村,我常去看他,隔壁就是魯迅的舊居。內山書屋就在附近,我也不時地出入,那時王造時也搞了一個書店。我在上海兩年多,參加了兩次紀念魯迅的大會,都因國民黨特務搗亂破壞未能終場。記得有一次,宋慶齡同志也參加了,特務們氣勢洶洶,把大會的簽名簿都搶走了。在上海時,我曾經和幾個朋友到萬安公墓去拜望魯迅的墳墓,一抔黃土,一塊小小的石碑。來去路上,都有特務們的眼睛。
雖然生前沒見過魯迅,但對他崇敬的感情是很深的。五四運動以后,我在濟南第一師范學校讀書的時候,愛好文藝,讀了魯迅的《吶喊》《彷徨》以及他翻譯的《苦悶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等著作,以后又讀丁他許多書,讀其書想見其為人,魯迅的形象高高地、高高地矗立在我的心頭上。
《有的人》雖然是一首短短的抒情詩,但寫出它來,至少得具有幾個條件。
首先是對魯迅的認識,崇敬他的思想情感,像前面所說的那一些;但這只是一個方面,我在這首詩里歌頌了偉大戰士魯迅,也同時揭露批判了魯迅的對立面,官僚地主階級和一切騎在人民頭上的反動派。對這—點,我的感受也是極深刻的。從“中華民國”這塊空招牌高高掛起之后,我親眼看到、親身經歷了舊軍閥、新軍閥的種種罪惡殘暴的迫害,我也悲憤地目睹了地主階級和一切達官貴人為非作歹、欺壓群眾、視人民如草芥的種種情況,這幫壞家伙,利用他們的走狗作吹鼓手,替他們歌功頌德,同時,還想在石頭上刻上自己的名字,為自己樹碑立傳,以期“流芳百世”。其實是“遺臭萬年”,什么“功德碑”“神道碑”,不一而足。
以上正反兩個方面的經歷、感受,存在心里,醞蓄多年,借著紀念魯迅逝世這樣一個機會,用詩作為一個出口,抒發了心中的積憤,水到而渠成。抒情詩當然是抒情的,但如果沒有深厚的生活經驗作底子,僅憑—時感觸,即興而成,那它的思想性和感情的深度就會顯得不足,不能深深地打動人心。
一切優秀的文藝創作,都離不開深厚的生活經驗,和作者對這種生活經驗深刻的愛憎情感。
當然,藝術表現能力的強弱,也是作品高低的關鍵。
寫這首短詩,我處處用了對比手法,這是顯然可見的。這種手法,是以對兩個階級、兩個對立面的真實情感為出發點的,愛什么,憎什么,詩里表現得很清楚。它歌頌了應該歌頌的,打擊了應該打擊的。
這,表現了我個人的愛憎,但這種分明的愛憎又不僅僅屬于我個人的。魯迅活著的時候和逝世之后,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國民黨反動派,怕他、恨他,發動攻勢“圍剿”他,造謠侮辱、中傷他,連他的墳頭,都怕得要命。而人民呢,卻敬他、愛他,把他作為自己的代言人,階級斗爭的勇士,文化的旗手,偉大的民族英雄。在對待魯迅的態度上,可以清楚地感到階級斗爭的劇烈。這篇短詩,是為紀念魯迅有感而作的,但它卻有著更大、更廣泛的含義。《有的人》寫了兩種人,實際上也就是寫了兩個階級、兩個階級斗爭,以及人民群眾對它們的愛憎之情!队械娜恕窂乃Q生到今天,已經有30年的生命史了。它沒有被時光浪潮所淘汰,還被大家記著,就是因為詩中抒發的思想、愛憎之情不僅只是我個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