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教版八年級語文下冊第四單元復習資料
三談《有的人》
臧克家
一篇優秀的文藝作品，一定是產生在濃厚的生活里。這是我堅信不移的一條真理。
1949年為了紀念魯迅而寫的《有的人》這首詩，反應是強烈的，但我和魯迅無一面之緣，這情況怎樣解釋呢?
在魯迅逝世13周年的時候。我去瞻仰了他的故居，回頭來就寫了這篇詩，這豈不是即興而成?
事情并不是這么簡單，說來話長啊。我和魯迅雖然沒見過面，但我對于他是尊敬而又有親切之感的。1923年我進入濟南山東省立第一師范學校，開始接觸新文藝，自己也從事習作。這時候我就讀過魯迅的《吶喊》《熱風》《野草》和由他翻譯的《苦悶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等等。讀他的書，景仰其為人。在北洋軍閥統治之下的黑暗時代，魯迅的作品像一道明光，引導我們在前進的路上探索，郁抑的心情好似找到了一個宣泄的口子。1926年，我奔向武漢，在大革命中作了一名士兵。這與魯迅、郭沫若在思想上的啟發是大有關系的。武漢大革命失敗以后，我跨進了大學的門。讀魯迅的書越來越多，對他崇敬的思想情感也越來越強烈。那時候，階級陣線分明，與國民黨在各條戰線上的斗爭十分劇烈。魯迅、郭沫若、茅盾，在我們心中，是左翼文化陣地上的三面大旗。魯迅的那種愛憎分明、堅強戰斗的精神，鼓舞斗志，萬人景仰，而他的文章有如利刃新發于硎的寒光閃閃，使同志奮發，使頑敵膽喪。
1942年8月，我到了所謂“戰時首都”——濃霧蒙蒙的山城重慶。10月18日，在中蘇文化協會俱樂部紀念魯迅逝世6周年，老舍主持會議。宣布開會之聲剛落，成群特務把老舍架了起來，參加大會的同志們被迫散去，特務追蹤，人人憤怒!另外一次，我伴同許壽裳先生從歌樂山趕到市內參加紀念會，遭到了同樣的命運。1946年到1948年，我在上海，也有兩次在大戲院子里開會紀念魯迅逝世，宋慶齡、郭沫若等許多文化界領袖人物都參加了，結果與重慶紀念會情況相同，特務甚至把簽名簿也搶跑，使千人大會未能終場。這種會場如同戰場，使我感受深刻極了。
1936年魯迅逝世了，舉世悲悼，萬人送葬。魯迅支持的《作家》雜志，約我寫首詩，我以哀悼深情寫了《喇叭的喉嚨》這首詩。
記得1948年，在魯迅逝世紀念那—天，我同幾位朋友—同到郊外的公墓去憑吊。—口小土墳，—尺小石碑。上書“魯迅之墓”四字。一代民族英雄，文壇巨擘，死去之后，只有黃土—抔!我們徘徊又徘徊，久久不能去。我們來去，都有特務的眼睛盯著，有的，還替來參拜的同志“留影”追蹤。魯迅受到億萬人民的敬愛；而國民黨反動派，連他的墳頭也望而生畏。記得很清楚，1935年，我在臨清中學教書。暑假回到母校——國立山東大學所在地青島，遇到蕭軍同志，他力勸我給魯迅寫信，并把“上海北四川路大陸新村十二號”的地址開給了我。但我，不能寫信。在新軍閥韓復榘的統治下，我沒有寫信的自由!我的學生因為什么“嫌疑”有兩名被捕了，我們滿腔悲憤在不自由的環境中過日子。我沒有給魯迅寫信，但先后把兩本詩集《罪惡的黑手》《烙印》寄去了。
上面我簡要地述說了我怎么讀魯迅的書，崇拜他的人，怎樣在兩個不同的時代，思想上受到他的教育與影響，感情上對他如何地親切而敬愛。雖然沒見面，而精神上的感召是深切之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