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新文化運動教案

第二節 新文化運動教案
素 材
“五四”的三個三十年：當代史中的“五四”敘述
    “五四”是中國歷史、精神史的一個象征性時刻，一個意義超載的、被過度文本化的事件。它是一個神話。作為神話的“五四”，具有強大的話語生產性，具有不斷被重新闡釋的可能性。事實上，后來的歷史不斷地通過回溯到“五四”這個巨大的意義源泉而獲得自身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它是后世進行自我理解的某種尺度，打開新的歷史實踐的思想資源——盡管對“五四”的闡釋并不一定總是正面的。
    毫無疑問，“五四”的確是一個豐富的歷史原點。作為一個歷史開裂的標志性時刻，中國通過重新理解自身傳統與“外在”世界，而進入自己獨特的現代形態。當代中國仍處在這一巨大的精神后果之中，并以種種方式延續著“五四”的性格基因。事實上，這也是“五四”被神話化的內在原因和歷史根源——正因其開啟歷史的創世紀性質造就了它的神圣性，以至于后世往往、甚至只能通過乞靈于它來獲取自身的歷史合法性。而這一過程又進一步強化了“五四”的神圣性。所以，“五四”始終是建構歷史的積極因素，它或隱或顯地貫穿在當代史的眾多思想史論爭中。對當代現實的判斷也往往總是和“五四”有關，或習慣于拿“五四”說事——那些關于當代問題的診斷總是要被歸結到“五四”的根源上去，這似乎已成了某種固定的思維模式和論辯策略。
    從這一意義上說，“五四”是被不斷創造出來的，“五四”不是單數的，而是復數的。
    神話化不可避免地意味著對“五四”本身的窄化，即通過對它的某一部分刻意強調，建立一種特定的歷史敘述。在這一過程中，往往要借助親歷者的記憶，但事實上那些親歷者的記憶并不總是可靠的，這倒并不是說他們故意說謊，而是說，個人記憶往往先在地已經被各種意識形態所修改，或為記憶者頑強的個人愿望所過濾。記憶總是有選擇的，這種選擇的機制和特定的歷史情境與觀念氛圍有關。
    本文作為一個不自量力的嘗試，希望能簡略地勾勒當代觀念史中的“五四”敘述的譜系，并提示性地討論如何重新理解“五四”的當代意義。這是一個巨大而且復雜的命題，本文只是一個論綱性質的速寫。
    當代史中關于“五四”的最經典的論述來自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它把“五四”作為中國革命史的前史或內在構成部分來看待。在毛澤東的經典文獻《新民主主義論》中，“五四”是中國新民主主義歷史階段的開端，標志著無產階級作為一個獨立的、覺悟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是共產主義思想興起的歷史前提。這一論述廣泛地被后來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如侯外廬、胡繩等人繼承下來。這一論述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哲學作為理論支撐，把“五四”納入世界革命史的進程，明確地肯定了“五四”反殖民、反帝國主義體系的現代史性質。它堅持社會分析的方法，注重歷史辯證法的宏觀邏輯，因此更強調1919年5月4日前后的社會運動的意義，并把它與此后的革命史建立內在的因果聯系。
    這一論述當然具有雄辯的真理性。但是，它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不足，或者說，當它固定化為一種解釋模式，被具體的研究者不適當地運用時，缺陷就明顯出現了。它帶有歷史哲學的先驗色彩，具有明顯的歷史目的論特征。而過于強調“五四”的政治意義，則不可避免地對社會文化的復雜狀況有所忽略。比如，由于把新文化的意義看作共產主義思想的準備，就簡化了新文化的復雜性質和內部差異，例如一個習慣性的說法是“問題與主義”之爭，表征了思想方向的分化。之所以大家會習慣于這么簡化歷史，顯然是過于偷懶，受到了某些經典論述的影響，如毛澤東曾在《反對黨八股》中所說：“五四運動的發展，分成了兩個潮流。一部分人繼承了五四運動的科學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加以改造，這就是共產黨人和若干黨外馬克思主義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則走到資產階級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義向右的發展。”①同樣，這種論述方式對于自晚清以來思想運動的內在延續性及邏輯線索也缺乏更細致、客觀的分析。思想文化也有時被過于簡單化，比如在這一分析框架內，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章太炎、孫中山等經常被定性為地主階級改良派、資產階級改良派、資產階級革命派等，這極大地忽略了這些思想家自身的豐富性內容和現代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