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新文化運動教案
1970年代末以來，對“五四”的敘述開始溢出馬克思主義的主流理論框架，應該承認，它的確也起到了對正統敘述不足之處的補充與某種修正作用，但是，它們更多的表現是對支撐“五四”敘述的革命史觀的挑戰。在既經變化的思想潮流背景中，新的意識形態通過對“五四”的再評價顯現出對革命遺產的不同態度，表達出對中國20世紀歷史，尤其是革命史和社會主義歷史的不同判斷。這其中包含著潛在的也是現實的政治訴求。
這種對革命史觀的顛倒，較早而且也影響較大的是李澤厚的“救亡壓倒啟蒙”說，它與海外漢學界也有一些呼應，比如，類似觀點也出現在維拉•施瓦支的《中國的啟蒙運動》等著作中（1989年山西人民出版社推出“五四與現代中國叢書”）。這一時期的“五四”論述試圖重新肯定現代性的絕對價值，視“五四”開啟的現代性為未完成的現代性工程。這種說法隱含了補資本主義課的思路，至少是為這樣的理論引申提供了便利條件。
1980年代的現代化意識形態支配下的“五四”論述有意淡化歷史唯物主義的革命史論述，同時突出“五四”的啟蒙意義。根據“五四”時期對西方啟蒙思想資源的借用，如陳獨秀在《新青年》上對法國啟蒙運動的鼓吹，以及“五四”思想運動、新文化運動的在形式上的某些特征，比如對民主、科學、自由等普遍價值的追求和反權威、理性主義的精神氣質，啟蒙主義的論述把“五四”描述或暗示為西方啟蒙運動的中國版，暗中肯定了以西方啟蒙價值為代表的現代價值的普世性和超越性。事實上，整個1980年代的思想運動都呈現出這種啟蒙主義特征，這也是它被廣泛地稱為新啟蒙主義的原因。正如汪暉那個具有普遍影響的說法所指出的，把新時期和“五四”建立一種類比的關系，在封建－現代的對位中，新啟蒙主義在一個隱喻的意義上把社會主義時期看成了封建時代。應該承認，作為現代化的意識形態表述，它在一定的歷史條件和情境下，具有一定的解放意義和批判性能量，對于舊體制所出現的弊端具有積極的批判意義，這種批判性意義直到現在仍未徹底耗盡。但它顯然具有重大的理論缺陷，把“五四”一般地等同于啟蒙，尤其是類比于西方近代的比如法國式的啟蒙，顯然忽略了二者根本性的內在差異。②把“五四”看作追求西方普世價值，也不能看到中國特殊的現代性的矛盾性的張力結構，以及以魯迅為代表的復雜的、獨特的現代經驗的特質，更不可能理解它在社會主義時代的延續性和由此而導致的歷史危機。這種論述支持了那種肯定西方現代性為普世道路的現代化態度，為后來的市場化改革和新自由主義的社會實踐提供了意識形態支撐。
啟蒙主義的“五四”論述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前期出現了一些新變化，演變為保守主義的“五四”敘述，它試圖對啟蒙的遺產做進一步的狹窄化，即對法國式的啟蒙精神進行剝離。因為“五四”時代的啟蒙精神在形式上具有著明顯的法國淵源，而法國式革命的傳統，在新啟蒙主義知識分子看來過于激進——這種理論靈感顯然來自全球新右翼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他們看來，法國的啟蒙精神這條線索直接接續了后來的革命線索，尤其是率先提倡法國啟蒙價值的陳獨秀后來成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創者，就更能說明問題。于是，作為廣泛的自由主義思潮的一部分（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經常是糾纏在一起的），1980年代末期興起的保守主義思潮明確提出“反激進”的主張，對“五四”提出激烈批評，這以1988年余英時在香港中文大學所做的演講《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為代表。包括保守主義在內的自由主義試圖對法國啟蒙精神在啟蒙主義內部做進一步剝離，以保持啟蒙的純潔性。此一時期的朱學勤具有一定影響的批判法國革命的著作《道德理想國的覆滅》也是在這一方向上展開論述，它以英美式的革命為標準批判法國革命。聯系著中國現代史的背景，這一論述具有清晰的意識形態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