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新文化運動教案
在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批評領域，啟蒙主義也改寫了原有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革命史的“五四”敘事強調1919年“五四”運動的標志性意義，以之為中心整合此前此后的新文化與新文學運動，依照革命敘事的歷史邏輯，把“五四”的思想分化、復制到文學史中來，著意突出1920年代中期以后革命文學的興起與發展，革命文學經過一定的歷史曲折過程，直至生成為全新的以延安文學為原型的當代文學，它繼承并超越了“五四”文學。正如周揚所說：“‘五四’以來的新文藝從一開始就是向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發展的，這是指它的整個發展的趨向而言。”④啟蒙主義的文學觀則試圖瓦解這種敘述，它更強調1917年新文化運動的絕對意義。這種從政治到文化的思路強調的是“五四”作為現代性的開創意義，“二十世紀文學史”（錢理群等人)、“新文學整體觀”（陳思和）都有意淡化“五四”的政治色彩，而突顯“五四”所開啟的“現代”文學的現代意義，即在內容上對具有“普遍性”的文學主題如人性深度之類的書寫，在形式上的“純美”的努力，于是，一種文學與政治的二元論開始形成。在這種理論視野里，革命文學的文學或審美價值被淡化甚至取消了，事實上革命文學作為“非現代”的內容已經被悄悄地放逐出20世紀文學之外。“重寫文學史”運動所做的正是這樣一種工作，這種“五四”論述必然會忽視革命文學深刻的現代性意義，錢理群、陳平原的導師王瑤先生對“二十世紀文學史”的指責是一針見血的：你們怎么安置反殖民、反帝國主義的革命文學的位置？它們不是現代文學嗎？
另外，“反激進”的保守主義也對文學史書寫有著明顯的影響，比如熱鬧一時的對學衡派的再評價、鄭敏對新詩的激烈批評所造成的爭議，甚至民間派與“知識分子派”的詩歌論爭都帶有這一思潮的回聲。
對“五四”非政治化的傾向還有另一種表現。在1990年代以來，后現代史學興起，這種史學觀念及研究方法注重發掘歷史中的差異性因素，往往熱衷于進行細致的社會史和生活史的描述，于是經常把以“五四”為中心的歷史運動泛化，淡化其社會政治運動的色彩，而把它還原為一個或一系列社會史或生活史事件，比如陳平原的《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它的積極意義是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關于“五四”的目的論敘述，對于豐富我們對“五四”的認識有重要意義，而且，它也不具有明確的意識形態性質。但是，在客觀上，這種研究卻延續或配合了現代化的意識形態表述，有時可以看作這種論述的一種弱化的形式。正如費正清學派的代表性人物列文森所說，失去神秘色彩的“五四”運動，有可能會變成一個純粹的歷史事件，與現在的價值、信仰和理想毫無關系。⑤
1990年代中期以后，以汪暉為代表的當代批判性思想試圖通過對思想史的細致分析，通過對“五四”內部差異性因素的發掘，克服舊有的僵硬解釋模式，建立一種有力而又有彈性的“五四”論述。汪暉的《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有很多重要內容涉及“五四”——這也是這部著作所內在要求的。在天理世界觀的瓦解、科學世界觀的建立的歷史視野中，汪暉對中國現代思想和意識形態進行了細致的系譜學考察。但是，這種充分學理化的研究其實也曲折而深刻地映射著現實關切。通過對“五四”前后的思想家如嚴復、章太炎、魯迅思想復雜性、矛盾性的研究與新發現，事實上可以引申出對1980年代新啟蒙主義思想的批判，因為新啟蒙正是在對“五四”的簡單化理解中、在扭曲“五四”思想遺產的基礎上建立自己的意識形態敘述的。這導致了“啟蒙的辯證法”，啟蒙最終走向了反啟蒙。如果說真正的啟蒙精神是運用理性認知自我與世界的話，那么，事實上，汪暉等人通過歷史研究提出了一個對當代的啟蒙進行再啟蒙的思想命題。結合汪暉后來對新啟蒙主義及當代的現代性問題的反思，這一思路就顯得更具連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