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新文化運動教案
如果僅從表面上看，保守主義的“五四”論述和此前的新啟蒙主義的論述在邏輯上存在著某種矛盾，因為在新啟蒙主義的理論脈絡里，啟蒙（包括法國式啟蒙）和激進的新文化運動，具有明確的現代性內容，反的是前現代的“封建”與專制，肯定的是現代；而保守主義式的自由主義話語則要保留傳統，肯定文化秩序的漸進式演變，似乎反對全盤西化，對現代化態度也有所保留。但事實上，這一論述反的重心不在西方化，也不是對中國傳統的激進反叛，而是這種激進導致的走向共產主義的歷史后果，所以，它批判的“激進”是有特定內容的。余英時的話值得我們仔細玩味，他說：“簡單地說，中國經過‘五四’，先是否定了自己的文化傳統，認為是負面的，是現狀造成的主因。如果想改變現狀，就先要西方化，或近代化，或全盤西化。西化的標準是什么？就是以民主與科學為主流的歐美傳統，但‘五四’運動不到兩三年，共產黨就在1921年成立了。一兩年之內中國的思想很快就進入更激烈化的共產主義階段。馬克思主義得到不少青年的信仰。這一發展最能說明中國思想的激化跟現實有關。”③言外之意，如果西化趨近的是“以民主與科學為主流的歐美傳統”，激進也沒什么，或者說，是好的激進，問題在于由于有了激進的態度，“思想停不下來”，走到了共產主義，就壞了事，它雖然也有西化的背景，但不是“西方的標準”，也不是“主流”，不算普世價值。
不難看出，啟蒙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論述具有意識形態上的內在統一性。如果說，“啟蒙救亡說”試圖剝離的是俄國革命的線索，那么自由主義敘述剝離的則是法國革命的線索，二者針對的目標都是中國革命的歷史合法性。自由主義的“五四”敘述試圖建立新的歷史線索，有意把陳獨秀、李大釗等作為“五四”非本質的部分淡化掉，同時有意突出胡適的自由主義作為“五四”內在精神本質的意義。于是，胡適作為自由主義精神教父的形象開始確立起來。事實上，這也是那一時期胡適研究得以興起的一個重要的觀念背景。這種敘述明顯地和馬克思主義的“五四”敘述對“五四”思想分化的定性相對抗。于是，自由主義者具有了對抗“專制”的文化英雄色彩。以胡適為起點，自由主義的“五四”論述試圖建立一種自由主義的歷史線索和人物譜系，從“五四”（以胡適的北大為中心）、國統區、西南聯大到延安時期的王實味、丁玲等，再到建國以后的儲安平、陳寅恪、顧準等，這條線索一直不絕如縷地從“五四”伸展到當代，最后到右派知識分子群體。此類著作在1990年代以來構成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如《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西南聯大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命運》、《顧準傳》……，在這種敘述中，自由主義者的身份確認是有意思的，它往往和內在思想品格無關，而更多的是因為某種對抗性關系，比如右派的復雜性質是被高度簡化的，只是因為其遭受政治打擊，處在政治暴力的對立面這一功能性位置，右派獲得了自由主義者的身份。
啟蒙主義或自由主義的“五四”敘述具有一種非政治化傾向和文化主義的思路，這和1980年代以來的思想文化氛圍是一致的。社會政治的“五四”讓位于文化的“五四”，“五四”被描述為“中國的文藝復興”。于是，新文學得到了突出強調。通過這種方式，自由主義論說懸置了馬克思主義“五四”論述的政治描述，另一方面，也潛在地完成了另一種政治表達，在1980年代的語境中，文學作為審美之維正是非政治的、自由的抗議力量的象征（劉曉波的一本代表作即為《審美與人的自由》）。其實，當時的意識形態表述本身就呈現為泛美學化的色彩，這也加強了它動人的情感化力量。這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1980年代一枝獨秀的深刻的意識形態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