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單元 中華文化與民族精神教案

    草原文化對中原文化的影響可以追溯到久遠的歷史年代。公元前3XX年，趙武靈王力排眾議，學習北方游牧民族的胡服騎射，主動接受草原文化，產生了廣泛影響。西漢前期，由于奉行與匈奴“和親”的政策，匈漢之間通過“關市”貿易開展物資和人員交流，出現了“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的局面。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我國歷史上又一次民族融合高潮的到來，各民族文化和風氣上的互學互染，形成了“長江以北盡是夷狄”的氣象。唐代更是“胡風勁吹”，以長安為中心的廣大北方地區呈現出“自從胡騎起煙塵，毛毳腥膻滿咸洛”，“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競紛泊”的盛況。唐代以后，契丹、女真先后入主中原。金朝統治區域較之遼朝南移，表現出北方民族對中原內地文化的影響漸次高漲。
    蒙元時期，在成吉思汗及其繼承者的推動下，草原文化的對外影響力達到一個新的高峰。蒙古汗國的建立，從整體上開通了我國與歐亞各國間的聯系，北方民族、中原內地同西方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同時也加快了草原文化與黃河文化、長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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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匯聚互融進程。
    在滿族建立的清朝時期，草原文化在多領域得到長足發展。滿族的許多文化被內地各民族所接受，成為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至今仍然具有新鮮活力。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我國各族人民平等互助，團結友愛，在繼承優秀傳統民族文化的基礎上，共同奮斗，建設光輝燦爛的中華文化，為人類歷史譜寫著新的篇章。    .
    草原文化對中華文化形成發展的歷史作用不僅是持久的，也是廣泛的。在衣食住行領域，趙武靈王實行的“胡服騎射”，不僅改變了中原居民沿襲已久的著裝習慣，也改變了商朝以來駕車作戰的軍事傳統，對此后中原民族的服飾演變、軍事制度的發展，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事實上，北方游牧民族對中原服飾的影響遠不止于此，從一定意義上講，秦漢之后的古代中原服飾，基本上可以視為北方民族服裝的變體。北朝時期鮮卑等北方民族組織翻譯了大量的佛教經典，為中國佛教的發展起到了關鍵作用。云岡石窟、龍門石窟、麥積山石窟的開鑿，為中華民族留下了藝術瑰寶。北魏末期，“六鎮起義”引起六鎮邊地的鮮卑人及鮮卑化的漢人進人中原地區，致使鮮卑語言、風俗在東魏、北齊成為時尚。北方漢語受到鮮卑語影響，時人稱北方方音“北雜夷虜”。傳人中原的樂器主要有箜篌、琵琶、篳篥、橫笛、胡角，而一首《敕勒歌》，傳唱千余年，流傳至今。北方草原民族素以軍事稱強，其軍事文化在制度層面上對中原也有不同程度的影響，首開此例的就是鮮卑等民族的軍鎮制和府兵制。北方民族對中原文化的影響還體現在禮俗、飲食、音樂、舞蹈、體育、繪畫、藝術及宗教等各個方面，古代漢文典籍中諸如胡瓜、胡麻、胡桃、胡荽、胡蒜以及胡笳、胡琴等詞匯，就說明了這一點。
    在對中原文化持久、廣泛的作用過程中，草原文化不斷為中華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成為推動中華文化發展的重要因素。沿著歷史發展的脈絡一路走來，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歷史上北方草原民族總有一種向南發展的傾向。遼以前，這種傾向主要表現為對中原的頻頻滲透，逐步進入；從遼開始，這種傾向則主要表現為發動征服戰爭，入主中原。產生這種傾向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北方草原民族對于物質文化交流的需求和被中原發達的經濟和繁榮的文化所吸引。除上述原因之外，宋代以來，中原朝廷到末期廣泛彌漫的腐敗萎靡之風所導致的朝廷積弱、不堪一擊，也促使草原民族戎裝南下。歷史清楚地表明，遼、金、元、清人主中原，都曾起到過摧枯拉朽、橫掃萎靡之風的作用。誠如陳寅恪所說，包括草原文化在內的胡人文化“注人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局”。從文化發展的角度看，伴隨著北方草原民族對中原武力征服而來的，是草原民族與中原民族的融合，也是草原文化同中原內地文化的匯聚。這種大規模的融合和匯聚每進行一次，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就得到一次加強，它所產生的向心力、凝聚力也進一步增強；正是這樣一次次的大規模融合、匯聚，加速推動著中華民族、中華文化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數千年來，中華民族日益壯大，中華文化長盛不衰，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