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單元 中國傳統文化主流思想的演變
百家爭鳴
所謂諸子百家，是對先秦至漢代初期各學派的總稱，“百家”是虛指，以形容學派之多，習慣上指“九流十家”。漢初司馬談總括為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班固則概括為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等，合稱“九流”，再加上小說家，則稱為十家。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儒、墨、道、法四家。
各家的主張各不相同，而在不同之中又有其相同之處。儒、墨、法諸家，側重于政治道德。老莊道家講道，側重于對宇宙本體及其發展規律的探索。名家主要是研究名辯，即邏輯問題。它們的共同特點是，都反映了這一時期人們從天命思想中擺脫出來，作為自覺的主體去面對世界、認識世界的趨向。它們不同的側重點，反映出在這個過程中人們所面對的三個主要的認識領域。各家學說的中心及其最后歸宿，都是為了求治國平天下之道和理想的人生道路，絕沒有出世的思想，這反映了中國文化的共同的精神。百家爭鳴所涉及的問題極為廣泛，內容非常豐富。從春秋末年到秦滅六國3xx年的時間里，各家學說互相爭鳴，互相吸取融合，不斷豐富，不斷深入，形成了學術文化上空前繁榮的局面。最后，經過秦始皇的“梵書坑儒”，再到漢武帝采納著名儒學家董仲舒的建議，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教政策，從而結束了百家爭鳴的局面。
孔子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東南）人。先世是宋國貴族，避難遷魯。他出生時，家世已經沒落。年輕時做過季孫氏的委吏（管倉庫）和乘田（管繁殖牲口）等。三十多歲到齊國，幾年沒有得到齊君的重用，又回到魯國，聚徒講學。五十多歲時，由魯國中都宰（都城行政長官）升任司寇（掌管刑獄、糾察等事）。后又曾周游宋、衛、蔡、齊、楚等國。晚年在魯國編訂古代文化典籍《詩》《書》《禮》《樂》《易》《春秋》等，教授門徒；這些在漢代以后被奉為儒家的《五經》。孔子的弟子曾將他的談話和他與門徒的問答，輯成《論語》一書，這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資料。
孔子提出“仁”的學說
“仁”字最早見于《尚書•金滕》：“予仁若考（我的才能和美德同先父一樣）。”這個“仁”指的是才能和美德。后來的政治家講“仁”，則指的是人際的倫理關系。孔子對仁作了充分的闡發，把它提高到倫理哲學的最高點，形成為一種系統的儒家學說。孔子所講的“仁”，涵義十分寬泛，“仁者愛人”“克己復禮為仁”則是其最主要的兩個內容。孔子強調，仁既是人的內在心理感情和自覺道德意識，也是最高的道德標準。仁者應該“泛愛眾”“親親”“能愛人、能惡人”，為此必須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衛靈公》），“博施于民而能濟眾”（《論語•雍也》）。孔子所講的“仁”是普遍的愛，它在階級社會里，是不存在的。不過，孔子講“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勞動者身份地位的變化，這是思想發展史上的飛躍。孔子所講的“仁”，又是同“禮”聯系在一起的。他說：“克己復禮為仁”。只有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行為符合于周禮的規范，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才算有了仁德，這反映了他對當時新興地主階級僭越周禮行為的不滿。在上述倫理觀念的基礎上，孔子針對春秋時弊，要求體察民情，減輕剝削，主張“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擇可勞而勞之”（《論語•堯曰》），“薄賦斂”（《說苑•理政》）；反對暴政虐民，斥責“苛政猛于虎”（《禮記•檀弓》），主張行德政，省刑罰。后來，孟子繼承并發展了孔子“仁”的學說，形成“仁政”學說和重民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