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單元 中國傳統文化主流思想的演變
第一目：漢武帝的“賢良對策”。
漢武帝的賢良對策，實際上就是通過舉薦和策問的雙向結合來選拔人才的一種方法，是西漢察舉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1）漢武帝賢良對策的社會背景。
自春秋孔子創立儒學以來，戰國時期的孟子、荀子等人豐富和發展了儒家思想，與當時墨家思想形成“非儒即墨”的局面，儼然成為當時思想界的蔚然大宗。孔子倡“仁”、重“禮”、講“德”；孟子提倡“仁政”，并為封建制度辯護“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他們的思想主張，都適合了當時社會發展的需要，但是他們共同的缺陷是沒有強調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秦朝建立以后，韓非子的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政治主張適應了秦帝國維護統一的需要，所以秦始皇專用法家思想而焚書坑儒，結果導致儒學在秦朝遭到沉重打擊。西漢初期，經歷了秦末農民戰爭和楚漢戰爭的破壞，社會經濟凋敝，“馬上打天下”的局面已經結束，當務之急是非常需要安定的環境來恢復封建經濟和穩定封建統治秩序。因而漢初奉行黃老無為思想，實行與民休息的寬松政策。政治上的寬松使得儒家思想在西漢初期得以有機會逐漸復蘇。因此，在漢武帝之前，儒家思想經歷了：“春秋時期，應運而生→戰國后期，蔚然大宗→秦朝時候，遭到打擊→西漢初年，逐漸復蘇”的歷程。
隨著幾十年的休養生息政策的推行，到了漢武帝時期，國力強盛，出現我國封建時代第一個鼎盛時期，社會各方面的事務需要更多的人才協助帝王處理；當時國家面臨南北邊境不寧、境內王國尾大不掉的局面，需要加強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加上西漢前期的皇帝都能注意吸取秦亡教訓，比較重視人才，形成一種社會習慣，因而出現漢武帝時期的“舉賢良對策”。
關于西漢前期皇帝比較重視人才的內容有：漢初官吏，一是按軍功選任如蕭何、曹參等，二是從郎官中選任，郎是皇帝的侍從，又在郎署嫻習典章制度，預備補授官職。西漢前期許多較高的官吏出于郎官。如司馬相如侍從漢景帝，武帝時由郎拜為中郎將，出使西南夷。此外，漢高祖曾下詔由諸侯王、郡守向相國府輸送“賢士大夫”，還說“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漢書•高帝紀》）。以后漢文帝也下詔“舉賢良能極言直諫者，以匡朕之不逮”（《漢書•文帝紀》），由文帝親自考問錄用，但是沒有形成制度。
（2）舉賢良對策的方式。
首先令中央有關部門和地方郡縣推薦既賢良又有才能的知識分子到朝廷。從這里可以看出德才并重的選拔要求。然后一般由皇帝親自擬定有關時政問題進行考問，是為策問。被策問者以書面形式回答。因此全部過程可以概括為“舉薦→策問”。具體史實是：漢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初令郡國舉孝（孝子）、廉（廉吏）各一人”（《漢書•武帝紀》）。以后每年都要向上舉孝廉，這就是西漢前期的察舉制。漢武帝還令公卿、郡國舉秀才、賢良方正、文學等，這些屬于察舉制的特科，若干年舉行一次。
（3）舉賢良對策的作用。
使得一批知識分子得以通過應對而步入政府官員的行列，如董仲舒、公孫弘、倪寬、田千秋等；封建國家獲得了所需要的能臣干吏。“是時，漢興六十余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嘆息。群士慕向，異人并出。卜式拔于芻牧，弘羊擢于賈豎，衛青奮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虜……漢之得人，于茲為盛。……是以興功造業，制度遺文，后世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