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單元　中國傳統文化主流思想的演變

孟子與告子辯論人性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后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于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于東西也。”
孟子曰：“水信無分于東西。無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
曰：“然。”
“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
曰：“然。”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告子上》
荀子論人性惡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于爭奪，合于犯分亂理而歸于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后出于辭讓，合于文理，而歸于治。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故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后直；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后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后正，得禮義然后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圣王以人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為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為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荀子•性惡》
2.課文注釋
“百家爭鳴”局面出現的社會原因
“百家爭鳴”局面的出現，并非偶然，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社會大變動的時期，社會經歷著深刻的變革。這場變革涉及到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
經濟上，井田制瓦解。在這以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全歸周王室所有，這時出現了土地私有。公元前594年，魯國實行“初稅畝”，開始按田畝收稅，正是反映了土地制度的這一變化，正式承認了土地私有是合法的，原有的經濟秩序遭到了很大的破壞。
政治上，王室衰微，諸侯爭霸。原來的周天子統一號令天下，但這時原來受周天子所封的諸侯現在成了許多各自為政的國家，互相兼并、爭霸，大國憑借實力爭得盟主地位，“挾天子以令諸侯”。諸侯國內部也出現兼并、奪權的現象。
文化上，經濟政治的變動造成文化下移。學校原來設在官府，文獻典籍和學習工具也為官府所壟斷，這就是所謂的“學在官府”。春秋戰國以后，隨著王室衰微，政局變化，官學敗壞，原來掌管文化的官員許多都流散到民間。其中，一些人開始把自己掌握的知識傳授給別人，出現了私學。由于私學的興起，文化下移，逐漸形成了“士”階層，并開始成為社會上一支重要的力量。
儒家思想形成的社會背景
孔子創立儒家學派的社會因素是相當復雜的，與春秋時代的社會變革、魯國的文化傳統有著密切的關系。春秋末期，是我國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開始階段。社會形態的轉變，是以生產力的發展為前提的。由于鐵器和牛耕的出現，生產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這為封建生產關系的產生提供了物質條件。原來為周天子所有的“公田”，逐漸轉化為諸侯貴族的“私田”。封建土地關系發展起來，加速了奴隸制的瓦解。政治上，平民與貴族，奴隸與奴隸主，新興封建勢力與奴隸主貴族，以及奴隸主貴族內部的矛盾激化了，諸侯爭霸兼并土地的戰爭日益頻繁，奴隸的逃亡與暴動連綿不絕，奴隸制王權衰落，各國諸侯即地方奴隸主貴族勢力也大大地削弱了。新興封建勢力日益興起。在思想意識和文化上，“學在官府”的局面逐漸被打破。孔子首倡“有教無類”的思想，廣收弟子，宣講儒家思想，成為當時影響最大的私學。孔子把西周以來奴隸主貴族的文化思想，改造成為以“仁”為核心的社會政治、倫理道德和文化教育的儒學，從而創立了儒家學派。同時，儒家學派誕生于魯國，也與魯國特定文化環境有著密切的關系。魯國是周代開國天子武王之弟周公旦的封地。周公在西周王朝長期執政，這種特殊的政治地位，使魯國成為了西周時代三大文化中心之一（另兩大文化中心為周王室和商朝的故地宋國）。春秋時代，魯國在文化上仍舊保留著最多的周文化傳統，以致到春秋末期還享有“周禮盡在魯”的名聲。這種文化傳統對孔子有很大影響，為他創立早期的儒學思想體系提供了條件。